王磊燕

一位中途辍学的哈佛政治经济学博士，把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判断、理解运用到了资本市场之中，成就了35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和资产规模达14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他就是现年65岁的布鲁斯·科弗纳(Bruce Kovner)——最成功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之一卡克斯顿(Caxton Associates)的掌门人。

通过对各国经济和宏观政策的精辟分析，肄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科弗纳早已成为与索罗斯齐名的美国对冲基金界的第一批耀眼明星，也是现今最大的外汇、期货炒家之一。

从政客变炒家

哈佛时期的科弗纳备受其导师、著名保守派政治学者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的赏识，但是科弗纳并没有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之后，在母校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政治。上世纪70年代初，他组织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也曾为一些政府部门做过咨询顾问。但是，他的早年政治道路走得并不是很顺利，后来还当过自由撰稿人，甚至出租车司机。

生活的窘境让科弗纳把注意力转向了资本市场。他回忆说，当时“有人”向他介绍大宗商品市场，于是，他拿出研究政治的劲头，整夜地学习商品期货知识，最后通过信用卡借贷，以3000美元入市，在铜和利率期货上试验自己的投资理念，开始了投资生涯。

真正让科弗纳成为职业投资人，还是在加入全球宏观商品流派的开山鼻祖海默·威玛(Helmut Weymar)的商品公司(Commodities Corp，后来成为高盛的一个部门)之后。第一次见面，威玛就发现科弗纳身上那种优秀交易员的特质，他说：“交易员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自我的力量，就是让一个人有承认错误的自信，而不痴迷于自己的观点。交易最大的风险就是傲慢。犯错实际上是成功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并承认错误并及时止损。”

科弗纳成了商品公司的交易员，并在高手迈克尔·马科斯的指导下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当时合作从事外汇交易。马科斯回忆说：“1978年底美元开始重挫，几乎每天都创下新低。当时我与科弗纳每天都要讨论好几个小时。有一天，我们注意到美元突然转强，但手中的资料无法解释个中原因，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我们抛售了手中所持有的外汇。后来，在那一周的周末，卡特总统宣布了一项支撑美元的计划才解开了谜团。假如我们当时等到美国外汇隔天开盘才抛售，就会赔得倾家荡产。这经验证明了我们所坚信的一个原则，亦即国际外汇市场的大户，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经常会得到一些内幕消息。如果我们发现市场突然出现了意外的变动，就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动作，事后再去寻找原因。”

年均回报率曾达26%

如果说科弗纳从政坛步入资本市场是一个偶然，那么把投资风格定位在全球宏观上则是一个必然。回忆初涉资本市场的那段时期，科弗纳说：“我发现这个工作似乎十分有趣，因为世界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改变，这意味着会产生很多机会。首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货币自由流动；其次是黄金买卖禁令的终结。但最重要的是外汇和利率期货的发展，我们当时就感到这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市场。”

在交易利率期货初期，科弗纳深入地研究了利率理论，他回忆道：“我爱上了收益率曲线。”当时，利率期货市场还不够完善，在今天看来能被套利投资者很快纠正的错误定价当时能长时间地存在。他解释说：“这个市场当时对花旗银行和所罗门兄弟来说还不够重要，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1983年，科弗纳单飞成立了自己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卡克斯顿(Caxton Associates)，投资于证券、固定收益、商品期货和外汇。他说自己成立及管理卡克斯顿基金的观点是：“经济周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在全世界都在不断发生。”所以，该基金就是通过观察在多个经济和政治区域的宏观经济周期的性质，捕捉每一个经济周期的特性来交易这个地区的资产类别。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成了他的棋盘。“我们在亚洲的交易方式就与在欧洲和美国有所不同。我们也可以在不同资产类别和地区间做多空交易。”

科弗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造诣使他在分析市场时占据优势，他把对世界宏观政治经济的理解运用到交易中，往往能产生高于同行的回报，并将风险控制在整体市场之下。在成立之后的20年中，卡克斯顿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为26%。

事实上，“下海”后的科弗纳并没有中断和政界的联系。他和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都有私交，这使他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各国将采取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对保护其在外汇市场上的头寸是十分受用的。

眼光和自律

科弗纳认为，自己的天赋表现在两个方面：眼光和自律。“我有能力去想象不同于今日的、未来世界的架构，并相信这个架构的确会产生。我能想象大豆价格会翻倍或者美元会贬值到100日元。其次，我在压力之下仍然保持理智和自律……当市场出现剧变影响到我感情上的平衡，使我对前景感到模糊时，我会不顾一切地平仓离场。”

和许多投资人一样，科弗纳在分析市场时，并重基本面和技术面，即在充分了解市场上升或下跌的原因后，才会根据图表的信号入市。为此，科弗纳订阅了大量的投资分析报告。但他同时认为，在市场上获利个人的信心更重要，如果单凭他人的意见入市，可能难以贯彻始终，这是期货市场的大忌。如果在大部分专家意见相同，而市场趋势并不配合的时候，就会构成警惕信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将会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也就是说，当大部分人看好时，市场就会向下。

他说：“我不会试图去猜测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因为每个人都在等待这个数据的出炉。所以，现在你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其他没有被发掘的数据。”

无数次市场风险的洗礼和磨炼下，科弗纳在止损方面掌握了独特的“技巧”。每次入市前，必定先定下止损位，止损位永远摆于图表上重要的位置，而交易的下单量视止损所牵涉的金额而定，保证止损位不会因为行情出现小小的调整而被触及，也就是说，他通过减少交易量去保证一个安全的止损位。

科弗纳记得，在1987年的10月股灾的那个星期里，“我在10月19日和20日平掉了所有的头寸，因为我感觉世界上有一些我所不明白的事情在发生。这是我首要的交易原则，也许我有太多的首要原则，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你可能会赔很多钱但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赔。”在1987年，他仍为自己和投资人净赚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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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科弗纳1945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就聪颖过人，并获得美国高中毕业生之最高荣誉“全美优秀学生”称号。1962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颇受导师赏识，但在攻读博士阶段放弃了学业。后来，他在世界顶尖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习羽管键琴，并为乐评杂志写过文章。

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管理人，科弗纳十分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十分热衷参与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并为朱利亚音乐学院提供财务上的支持，还是林肯中心的副主席。《纽约杂志》曾评价科弗纳是一个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都产生着重大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