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雍正帝把自己批过的折子做成了出版物

　　王敬雅

　　原标题：讲真，这才是奏折本折啊

赵弘夔请安折

雍正皇帝读书图（清）

雍正皇帝批复的请安折

康熙皇帝半身像屏（清）

请安折与折匣

康熙皇帝南巡图（局部）

　　近日，一位台湾网友总结的“垃圾奏折”在公号走红，几位写折子的大臣都貌似成了专讲废话的缺心眼儿。事实上，这不过是新媒体包装之后有意造成的“误会”和话题罢了，被奏折逗笑之后，有很多知识点可以了解一下。

　　什么是奏折？

　　公题私奏、专匣上书

　　有时候，就比谁家的马快

　　奏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清代上行文书，之所以为人知晓，是因为它记录了很多官员与皇帝的日常交流，除了军国大事，还有家长里短，遍布“朕就是这样汉子”之类的金句。其实在清代，奏折制度确立的时间较晚，也只有康熙中后期和雍正时期确实执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生动活泼的朱批，大都来源于这两个皇帝。

　　清代是一个在文书系统上运行的国家，奏折只是它庞大文书系统中的一部分，那么，官员日常是怎么跟皇帝交流的呢？简单来说，可以称作“公题私奏”，这句话是用以区分题本和奏本的——注意不是奏折。题奏制度继承自明朝，即公务向内阁递交题本，用官印；私务递交奏本，不用官印。但是这一制度在清朝进行得很困难，清代皇帝是比较讲求行政效率的，题本、奏本递上来，先让通政司或部院审查一遍格式，然后递送内阁，最后到皇帝手中，这样一来一去，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信息全无保密性。

　　这让康熙皇帝很不满意，所以在康熙中期，开始出现官员和皇帝的直接交流，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奏折。清代奏折按照内容不同格式也不同，分为奏事折、奏报晴雨粮价收成分数等折、请安折、贺折、贡品折、谢恩折、遗折等名目。奏折写作一律用六行格式，每行十八字。折内遇有尊崇字词必须抬格、换行。

　　奏事折折面中上位置写“奏”字，折内首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奏，为某某事，仰祈圣鉴事”。这样的好处是方便皇帝一眼能明白所奏事项，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下去。请安折，内第一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请皇上圣躬万安”；贺折，如万寿节，折内第一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祝皇上万寿万万寿”；贡品折随请安折进，折面中不写“奏”字，而写“进”字。所以皇帝翻开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件奏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根本不存在请安折、贺折给皇帝增加工作量的问题。当然清代是满汉文双行的，满文奏折也是这个套路。

　　清人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雍正朝“外臣文员至道府同知有赏折匣者”，“武员至镇协往往赏折匣许奏事，并颁锁匙，与今折匣异。用尽许更请，所以广耳目也”。皇帝发给有上奏权的官员每人一个匣子，并配有锁和钥匙，以保证奏折的保密性。

　　在京各部衙门的奏折，每天午夜由一笔帖式捧至东华门外，收入紫禁城景运门内奏事处。寅正（清晨四点）乾清门开启，由奏事处值班章京查核印片无误后接收，登入档簿，然后交给奏事太监，进呈皇帝批阅。

　　外省奏折递送，最初均由递折者派亲信家人送到宫门，康熙五十五年（1716）后，准许动用邮驿递送，也可派专差递送。通过邮驿递送的，先送到兵部捷报处，再由兵部送到乾清门，随到随送，无时间限制；专差递送者，则直送乾清门，交奏事处值班章京，汇交奏事太监进呈御览。根据各省情况不同，这个时间由几日到十几日不等，有的时候为了跟同僚打信息战，就比谁的马快。康熙末年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的时候，噶礼就是靠递送奏折跑赢了五天，在消息传递上取得了一定主动权。

　　奏折从哪里来？

　　皇帝心腹、满汉有别

　　奏折不是你想写，想写就能写

　　康熙皇帝对于具折人的要求相当严格，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资格写奏折与皇帝对话。当时被恩准具折奏事的官员，主要是一些亲信家奴及个别重要地区的武职官员。像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未奉特旨，也不得具密折奏事。比如康熙四十二年，当时的江苏巡抚宋荦有密奏，只能通过品秩比他低得多的苏州织造李煦转奏。康熙皇帝在李煦的密折上批道：“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贵州巡抚刘荫枢曾请求准许以密折奏事，康熙帝批复：“有当请旨者，密折奏来。”也就是直到此时，巡抚密折奏事还是要皇帝特批的。

　　这个范围在后来不断扩大，雍正二年（1724）上谕：“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之事，皆有关于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自乾隆十三年（1748）奏折成为国家正式官文书之一以后，“凡在京宗室王公大臣，文职京堂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及翰、詹授日讲起居注官者，皆准递奏折”。

　　在康熙时期，也只有奉特谕的人才可上折请安，现存最早的请安折，是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现存的康熙年间请安折，大部分是满人官员书写的，其实质是官员对皇帝的一种私人问候。且清制规定，各地驻防满洲的请安折，一律以满文书写，并鼓励本人亲手写。康熙帝在两江总督傅拉塔、甘肃巡抚齐世武的请安折中多次劝慰他们，字写得不好有错也无妨，“尔等折内，皆朕随手草书，再无一人知道，亦无底稿”。康熙四十八年，杭州织造孙文成的请安折，皇帝朱批：“朕体安。今年得病时，尔处杭州众满洲皆安否？将军之书又不来，朕心为众满洲著实忧愁，著将此书与众满洲看。”

　　乾隆朝以后，满人的满语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一篇简单的请安折也不能写了，屡为皇帝训斥。道光七年，广州将军庆保请安折等均用汉文书写，道光皇帝不禁感叹：“广州驻防官兵不下五千余人，岂无一写清字之人？”

　　请安折的频率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虽然没有固定时间，但是如果皇帝长时间看不到你的奏折，就会心生疑虑。康熙四十七年，皇帝觉得湖广提督俞益谟总不上奏非常不妥，要求他“凡有请安或地方该奏之事即具折来奏”。同样，康熙皇帝也批评过川陕总督齐世武、巡抚鄂海折子间隔太久。不过频繁的请安也确实会招致反感，皇帝会朱批：“此等请安事宜，不必时常具奏。”

　　奏折写什么？

　　地方情形、风闻言事

　　数量之巨，皇帝有时也要崩溃了

　　大家印象中有个误区，就是清代所有公私事务，只要是对皇帝汇报的，都要写奏折。但是不妨设想，一个人口超过三亿的国家，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批示，皇帝自己恐怕就是生出三头六臂，也难胜任。其实，奏折这是清代多种公文中的一种，因为是高层大臣与皇帝直接对话的方式，所以最受重视。

　　康熙皇帝曾对臣下密折上奏一事批示：“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而用雍正皇帝的话总结：“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夫谕旨所不能尽者，亦皆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不能明说的，可以上奏折；皇帝不能明示的，可以批奏折。

　　在康熙皇帝给浙江巡抚黄秉中的官方说法中，“凡督抚许上折子，原为蜜（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旸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但实际上除了这些公事之外，康熙也非常注重用密折收集情报、笼络人心。

　　现在康熙朝汉文奏折留存最多的，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赵弘燮，他在直隶巡抚（后改为总督）任上十七年，远远超过了后任的畿辅大员，可见皇帝对他的信任。他虽然是汉人，但是却是康熙皇帝极为信任的人选。他的父亲赵良栋，顺治二年招募入清军，在三藩叛乱、康熙皇帝最为危难的时刻，替皇帝平定云南吴三桂，深得康熙倚重。赵弘燮的兄长赵弘灿官至两广总督，也是封疆大吏。最重要的是，康熙皇帝晚年时，老臣们纷纷谢世，他曾作诗说：“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而陪他“老朽”的重臣之一，就是赵弘燮。

　　从现存奏折看，赵弘燮年老体衰的时候，皇帝不但为他派去御医，还将西山泉水送到保定给他煮药，并且把进口的金鸡纳送他服用，两个人还像寻常老人一样，探讨养生之道。此时，赵弘燮的请安折，可谓是皇帝的一剂舒心药。在康熙六十一年，赵弘燮辞世之后，康熙还是强撑病体为他写下悼亡诗句，说他“保全终始君恩重”，感其死后“节钺空悬揽辔情”。

　　而我们非常熟悉的江南三织造，就是康熙在两江地区安插的形势观察员。江南地区百姓富庶、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又是曾经南明势力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康熙皇帝重点监控的地区之一。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不但在两江地区为皇帝谋取财富、贩运货品，更将江南地方的士风舆情、官员动态、物价民生等事项，事无巨细地上奏给皇帝。因为他们本身不处理相关事务，所以所奏内容与其他官员多有重合，但是仍然是康熙皇帝了解地方事务的重要角度。

　　这种私人奏事的方式到雍正时期发展到巅峰，勤政的皇帝几乎与所有高级官员都建立了这种一对一的线性联系，连官员升迁、税赋改革这种日常政务，也是靠奏折的方式解决的。因为奏折数量的急剧增加，军机处也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由皇帝钦点的心腹官员组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皇帝处理奏折，并将皇帝旨意下达。即便如此，雍正皇帝也还是经常看奏折看到“以手揽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

　　奏折到何处去？

　　缴回宫中、不可隐匿

　　雍正帝把自己批过的折子做成了出版物

　　奏折经过朱批之后，有关衙门及具折之人，必须根据朱批内容遵照执行。所以朱批内容涉及部院应行遵办者，必须发抄，之后军机处将朱批奏折另录一份存档。在京衙门的朱批原折，由奏事处发还各衙门执行，之后送军机处；外省的朱批奏折，则由军机处封交兵部捷报处，或者由内奏事处交给递送奏折的差人，退还具折人，然后再缴回宫中。

　　奏折的广泛使用存在于雍正时期，就康熙、雍正两朝而言，奏折虽然没有都写有“密折”字样，但是性质上还是一种秘密文件。但是雍正本人比较有趣，在雍正十年的时候，他想要将自己处理过的折件进行“出版”，于是从众多奏折中挑选了七千余份，辑成了《朱批谕旨》。而此书未刊刻，皇帝就去世了，继任的乾隆为此书作了后序，并于乾隆三年刊刻出版。

　　此后，乾隆皇帝对奏折的秘密性也失去了兴趣，再加上他本人和雍正性格完全不同，乾隆统治时期很少依靠特务手段，他自信心很强，觉得自己驭臣有术，因此较少使用密奏。而且所有文书形式几乎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在成为定例之后，就会出现很多套话。于是奏折在乾隆年间，也越写越长。乾隆皇帝非常反感长篇累牍，漫无目的的奏折，加上军机处职能的发展，奏折基本都交由军机处处理。此后，臣下多“以奏代题”，奏折这种形式则走向公开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搜集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朱批，基本集中在康、雍二朝的原因。

　　到了晚期，奏折的处理也程式化了，没有什么保密性可言。《天咫偶闻》记载了当时下发奏折的场景：在乾清门石栏上，有一盏白纱灯，如果灯由石栏上移到台阶，则表示已经朱批的奏折即将发下，不久即有奏事官慢慢捧折而出，高呼“接事”。各部院衙门递折的笔帖式就集合起来，恭候发折。奏事官叫到的人就上前，一面交付奏折，一面口传朱批内容，如“知道了”、“另有旨”、“依议”。

　　这是三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方式，对于不需要回应的信息，称“知道了”；对于需要进一步处理的信息，称“另有旨”；对于同意处理方式的信息，称“依议”。奏事官会事先已在折匣上用指甲划出记号，俗称“横知竖议”，这样就不必一一阅看，而百十匣无一误差。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集中阅读到大量奏折，就是因为前文提到的奏折汇缴制度。皇上写过字的东西，不能随意处置，必须缴回宫中贮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江南提督赵珀曾奏请：“主子教训御批之笔，理应恭缴……窃思传为子孙世宝，除现奉主子手书恭缴外，嗣后御批可否赏给，准免恭缴。”也就是说，奏折此时是应该缴回的，但是我特别想留作传家宝，皇上是否应允。康熙览奏后批示：“若不关蜜（密）事，无妨。”

　　一向严厉的雍正皇帝则与其父亲不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继位，立即谕令军前将军并各省督抚提镇等，将“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宥恕，定行从重治罪”。并规定：“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进呈，亦不可抄写存留。”之后雍正不断下旨严格强调缴回制度，乾隆皇帝还特别强调，“虽批‘朕安’一二字者，亦不可隐匿，如有隐匿者，照隐匿制诰例从重治罪”。但是到了晚清，缴回制度开始松弛，因此很多皇帝的御笔批示流入民间。

　　御批奏折缴回内廷后，贮存于宫中懋勤殿等处，因其置放宫中，这部分奏折便被称为“宫中档”。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随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将大批缴回奏折一并带到台北，之后台北陆续将“宫中档”出版。而留下来的各朝奏折，基本贮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处宫中档汇总后，也陆续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物中基本选用的是有朱批内容的折件，大批没有朱批的奏折还存于档案馆，出版者不足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