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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雅昌艺术网 作者:王林娇
早在收藏家周海圣得到这幅《四季赏玩图》之前,就曾经见过另外一件极有可能出自于同一组画家之手的《明宪宗元宵喜乐图》,看惯了清代宫廷画的人物形象及服饰,周海圣一下子就被画面中鲜艳明亮的颜色和服饰所吸引。
正是得益于这次短暂但深刻的“一面之缘”,在两年之后的美国波士顿一家拍卖行释出一张被定为19世纪仿作的《四季赏玩图》,周海圣对比研究之后,认定这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同出一人或一组人之手,而后,一举竞下。
(感谢松美术馆供图)
2018年松美术馆的“明月松间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松”展览中,周海圣所藏《四季赏玩图》展出,在一片松风雅致中,犹如一朵奇葩,别样引人瞩目,一如明代这个“最奇葩的王朝”。
线索再次回到中国国家博物馆,2018年年初,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明宪宗元宵喜乐图》,虽然曾经多次看到馆藏原作,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在此之前并未见到过《四季赏玩图》的原作,甚至一度担心松美术馆所展的是否是仿作或伪作。
直到朱万章在松美术馆初见《四季赏玩图》及它的拥有者周海圣,朱万章才打消心中的疑虑,认定这是明代作品无疑。
有意思的话题也从这里开始。
《四季赏玩图》中的皇帝为何人?是蟋蟀皇帝朱瞻基?还是奇葩皇帝朱见深?
古代绘画鉴定的有意思之处正是在此,尤其是有关于帝王题材作品的鉴定,一眼可见的是明朝的某位皇帝形象,最直接的图像对比是仅有的皇帝画像,可以作为佐证资料的还有画面中的各式活动或主题等。
但,宫廷画家笔下的皇帝画像要求威严,既要写实更要美化。
留下来的文献记载更是需要一番理解力,清嘉庆翰林院编修胡敬在《南薰殿图像考》中,依据南薰殿所藏的明朝皇帝画像所用的文字表达,更是令人费解。
(备住:南薰殿是保留在紫禁城中为数不多的明朝宫殿,乾隆时期把内府所藏历代帝王画像重新加装裱,后移藏到南薰殿。南薰殿一共收藏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皇后肖像75幅。)
胡敬在《南薰殿图像考》中,对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宪宗朱见深三人面貌有如下的记载:
明宣宗“面赤而鬃”
明英宗“面微赤而鬃”
明宪宗“鬓鬃貌丰伟”
依据字面意思理解为,朱瞻基的脸泛红,脸颊上的毛发比较多,而朱祁镇的脸相对来看,微微泛红,朱见深的脸倒是正常颜色,他的特点在于发量多并且黑。
就问,仅凭胡敬的描述,能否想象的出来这祖孙三人的形象?并且,还只能看流传于后世的画像,不是写实绘画,更不是照片。
再退一步来看,如果是一张皇帝坐像或者半身像来看,倒也相对容易分辨出来他们的面貌差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宣宗、明英宗以及明宪宗三人的设色半身像,系1949年时与其他原藏于故宫博物院或北平故宫陈列所的文物一起辗转运到台湾,流传有绪,作为对比参照物毋庸置疑。
显然,胡敬也曾看到过这三位明朝皇帝的设色半身像,并且记载下了三人面貌的变化,其中脸色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
如图所示,虽然都是半身像,但是爷爷朱瞻基的角度略微向左偏,面部颜色最重,是为胡敬所说的“赤”,朱祁镇与朱见深则是完全正面角度的画像。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朱祁镇继承了朱瞻基的面部发赤,但在宫廷画家的笔下颜色已经淡了许多。而朱见深虽未遗传爷爷的脸赤,但胡须则与朱瞻基有得一拼。
容貌方面,朱见深几乎成功的全部避开了父亲朱祁镇的面庞优点,比如朱祁镇的鼻挺而饱满,但朱见深的鼻梁和鼻根都比较塌,更像是今天的蒜头鼻。和爷爷朱瞻基的眼睛更是生的不同,细长眼。
更显而易见的是,朱见深应该是身材魁梧的胖子,甚至堪比太爷爷朱高炽,这位明朝历史上险些因为过度肥胖而失去皇位的明仁宗。
在厘清了明宣宗与明宪宗的容貌差异之后,回到《四季赏玩图》中来看,画面中所绘的皇帝到底是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和这幅《四季赏玩图》有很大的相似度,画的人物都是明朝的皇帝,在身份认定上有人认为是明宣宗,有人认为是明宪宗,两位皇帝的面部差异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借助相关的文献资料去作证。”朱万章首先提出。
周海圣更是早在得到这幅作品之初,就发现了这个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在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一幅名为《朱瞻基(宣宗)行乐图》的作品,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幅《明宪宗元宵喜乐图》,两家博物馆的年代认定并不相同。”周海圣说到。
追根究底来看,故宫博物院藏《朱瞻基(宣宗)行乐图》在定名的时候,是依据早期清人的题签而来的,虽然画中人物的开脸和明宪宗极为相似,但因为前人留下来的题签而被命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则确认无疑,是为1966年江苏省苏州市虎丘王锡爵墓出土的随葬物,后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一位研究员朱敏的考证,对比原藏于南熏殿的明宪宗像、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宪宗调禽图》中的肖像特征,确认为同一人,最后定名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
亦可以作为参考物的作品是《御花园赏玩图》,在中国嘉德2012年秋拍中以1817万元拍出,周海圣在《御花园赏玩图》发现了关于皇帝身份认证的一个推断。
“画面中的皇帝在玩蟋蟀斗蛐蛐,史料记载明代皇帝中最喜欢玩蟋蟀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常常因为玩乐蟋蟀耽误国事,并且明宣宗正值壮年的时候就驾崩了,张太后在朱瞻基驾崩之后,下令严禁史官记载朱瞻基的这一爱好,并且把朱瞻基用来玩蟋蟀斗蛐蛐的瓷罐摔碎,宫中禁止这一活动。那从历史反推的话,在明宪宗的赏玩图中就不太可能出现斗蛐蛐的画面了。”周海圣认为,朱瞻基在位仅10年,《御花园赏玩图》也有可能是到了朱见深时期才完成了最后的装裱等,从而给我们留下了鉴定时的差异性。
当我们把上述的《明宪宗元宵喜乐图》、《朱瞻基(宣宗)行乐图》、《御花园赏玩图》以及《四季赏玩图》串联来看,应该是出自同一时期甚至同一批画家之笔,并且应该是四卷一组的行乐图。
周海圣认为,极有可能是明宣宗在位时下令创作,但因为明宣宗早逝,《御花园赏玩图》并未完成,但保存下来,到明宪宗时期才最终完成,和前面的放在一起,就成为完成的首卷。
朱万章则是从其他可靠的传世画作中考证,一幅明代宫廷画家商喜所画的《明宣宗行乐图》中,在多次出现的明宣宗人物形象中,都是以穿戴盔甲的形象出现,留着长胡子。但明宪宗是一个沉迷声色犬马的生活,在明宪宗时期的文献和图像记载中,有明宪宗形象的多是和行乐及游乐相关。
自此,依据其他可靠传世的明宪宗画像以及明宪宗时期行乐图的文献记载,周海圣和朱万章一致认为,《四季赏玩图》中的皇帝形象应为明宪宗朱见深。
在基本明确了明宪宗朱见深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人让《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和《四季赏玩图》早就因为杭州和尚释篆玉产生了缘分。
在《四季赏玩图》画卷尾处有有一方朱文篆书钤印:西湖篆玉鉴赏。无独有偶,同样的一方“西湖篆玉鉴赏”也出现在《明宪宗元宵喜乐图》卷尾处。
也就是说,释篆玉在某一时期同时收藏了《四季赏玩图》和《明宪宗元宵喜乐图》。
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两幅宫廷画卷是如何流落于民间并被释篆玉收藏?这个释篆玉又是谁?
释篆玉原为常驻西湖的出家人,善诗书画,与清初文人诸如金农、郑板桥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曾经在雍正时期短暂游京师,后返回至杭州,有研究推断,上述两幅画卷极有可能是他在游京师回来之后,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入目并收藏,时间应为十八世纪四十到其实年代。而对于《四季赏玩图》等是如何流出明朝皇宫的,大抵不过是皇帝赏赐、太监偷盗等途径,辗转至释篆玉手中。
但显然,也有人关心,《四季赏玩图》中是否有奇葩皇帝朱见深最宠爱的万贵妃?毕竟在以朱见深为主导的赏画行乐活动中,必然会带着心爱的女人共同出席。
众所周知,朱见深因为自小与自己的乳母呆在一起,偏爱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在即位之后还心心念要把乳母册封为皇后,虽最后并未如愿,但当他遇到比他大17岁的万贞儿之后,近乎疯狂的宠爱她,她的晋封速度远超《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万贞儿才是历史上第一位在世期间就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
但是,朱见深如此之宠爱的女人,在《四季赏玩图》中的百余位人物形象中,似乎并没有她出现。
《四季赏玩图》总长近7米,全卷以宫苑围墙分隔为五段场景:一位头戴黑色便帽、身穿绣金龙袍、长须丰姿的皇帝,前后共五次出现在画面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女童荡秋千玩耍,以及分别于春、夏、秋、冬四季观赏牡丹、荷花、菊花、梅花盛开的美景。
再来看画面中的女子形象基本上是以宫女为主,或在伺候年幼的小主人,或在摘花伺候皇帝,其中并未见一宫主位的贵妃形象出现,这又是为何?这段趣闻,或许只能成为历史之谜了。
但是《四季赏玩图》更多的是带给我们关于明朝宫廷生活文献记载的图像资料,这无疑是研究这幅绘画最重要的意义。
而且,相比较于其他较为正式的皇帝画像,这类写实甚至是纪实性质行乐图更能考察出当时历史社会文化的场景,从中得以窥探日常生活中的皇帝。
这在奇葩明朝更为突出,旧藏于清宫南薰殿的百余幅历代帝王像有不少就是出自于明代宫廷画家之手。
和前朝的帝王像所不同的是,明代皇帝中出现过异像画法,这就是今天备受调侃的明代皇帝朱元璋面相讨论的来源。所谓异像是指刻意的丑化帝王的形象,比如异像中的朱元璋脸上布满斑斑黑点,俗称“猪像”,并且把朱元璋的鞋拔子脸更为夸张的表现出来。
此处真要为朱元璋“鸣冤”,虽丑但真不至此。
朱元璋为何会要求宫廷画师如此丑化自己,并且在民间广为流传,大抵不过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朱元璋作为开朝皇帝,在起事的时候天下已经是大乱,当时民间有传说弥勒佛下凡降生在江淮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朱元璋借机故意把自己的画成夸张的形象,意为自己是具有奇像的真命天子。
这其二的原因倒也让人有几分信服,朱元璋在即位之后,怕在微服外出之际遭到暗算,所以命令宫廷画师故意画出和自己面貌相差甚远的形象出来,混肴视听。
但这类异像只是短暂的出现在明朝初年的朱元璋时期,堪称为“怪胎”。
到了明宪宗朱见深时期,帝王像就以庄严美化为主。诸如《四季赏玩图》等此类行乐图卷因为既能展现出一定的生活情景,有兼具了帝王肖像画的特征,这类魏晋时期用来描绘名士生活情景的肖像画逐渐演变成后世的行乐图的典型传统,并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