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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20日 澎湃新闻
陈若茜 综合报道
《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于8月16日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汇聚了浙江省博物馆及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湖州市博物馆、安吉吴昌硕纪念馆、苏州博物馆、常熟博物馆及吴昌硕家属亲友所藏百余件(组)展品,通过他与二十余位师长、友朋之间的书画酬答、诗文题跋和往来信札等,集中呈现彼此间的的交集与互动,借此为管窥吴昌硕其人其艺以及晚清至民国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艺术思潮的传承与新变提供另一种视角。
吴昌硕,1844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安吉县,1927年11月29日逝世于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从苦于生计的乡村秀才、一官如虱的“酸寒尉”,到领衔海上的艺坛耆宿,其一生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而至民国,游学、游宦、游艺的足迹辗转湖州、杭州、嘉兴、苏州、上海等地,更曾远赴京津、北上山海关。
据浙江博物馆提供的资料,吴昌硕中年时作有《怀人诗》、《十二友诗》记其青壮年时代的好友知己,又回忆生平交游,列文二十余篇,记与己有金石交谊者,结集为《石交录》,自谓在黯淡仕途的“风尘奔走”中,“德业不加进,每思之未当不悔。独幸所遇贤豪长者,往往契合,非伏处岩穴所能庶几,此则差足自慰矣”,从中颇可体会师友之谊在其人生阅历中的意义和对其艺术成长、成熟所产生的影响。及至晚年,吴昌硕更以开放的心态活跃于各种诗会、印社、书画团体,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逐步拓展自己的艺术影响力,确立起艺苑领袖的地位。
作为集诗、书、画、印“四艺”于一身,承前启后的艺坛巨匠,吴昌硕所亲历的,恰亦是一个于动荡中众星云集,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他的友朋中,有着诸多声名显赫的积学大儒、高官大吏、收藏世家和工商巨子,也多狷介清寒的畸人墨客、在时代的潮流中安身立命并寻求突破的职业画人。本次展览汇聚了浙江省博物馆及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湖州市博物馆、安吉吴昌硕纪念馆、苏州博物馆、常熟博物馆及吴昌硕家属亲友所藏百余件(组)展品,以吴昌硕的生平游踪和艺术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他与二十余位师长、友朋之间的书画酬答、诗文题跋和往来信札等,集中呈现彼此间的的交集与互动,借此为管窥吴昌硕其人其艺以及晚清至民国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艺术思潮的传承与新变提供另一种视角。
吴谷祥(1848-1903),字秋农,嘉兴人。山水远宗文、沈,近法戴熙,亦擅花卉、仕女。同治年间即于上海鬻画,亦是苏州怡园画社的重要成员。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湖州人,官至苏州知府。工书、印,精鉴好古,收藏富且精。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又先后收得阮元及苏州曹氏所藏齐侯壘两件,因颜其居曰“两壘轩”。吴云还以收藏古玺印著称,所蓄先秦两汉以来官私印多得自东南故家,仅从张廷济后人手中就购得四百钮,为一大宗。
吴昌硕于1872年初游苏州时造访了这位乡前辈,1880年更曾坐馆吴云府中,得与吴云时相过从并综观其收藏。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组吴云写给吴昌硕的信札,其中一页署“甲戌秋七月三日”(1874),由信文可知早在此年前,吴昌硕已为吴云刻有“听枫山馆”等多方印,是时,吴云又请其为刻“师酉二敦之斋”两方及“平斋晚号退楼”、“第一江山作郡来”印。 另多通信札,内容亦为嘱托刻印,吴云在印作完成前后提出了细致的意见与点评,又以自己辑录的《两壘轩彝器图释》相赠。信中种种,颇能体现吴云的古文字与印学思想,以及令吴昌硕一生铭感的知遇之恩。
杨岘(1819-1896),字见山,又字季仇,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湖州人。咸丰五年举人,应会试不中,遂以幕僚身份辗转各地,曾入曾国藩幕,后官常州、松江知府,晚年被劾罢职后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卖字为生。
1882年,吴昌硕以捐纳在苏州谋得一小吏之职,举家定居苏州,得与杨岘比邻,几次欲拜这位同乡前辈为师,杨岘却回信以为师生之称未免落俗,提议不妨以兄弟相称,“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
作为隶书名家,杨岘熟稔汉碑,而其书用笔明快爽利,墨色亦多变化,在以沉厚为尚的风气中极具个性特色,却也往往被诟病为偏离古意。但杨岘显然并不以为意,就在二人以兄弟定交的信函中,杨岘便以读书作文为例,劝勉吴昌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这种以古为用的艺术观,与吴昌硕后来“古人为宾我为主”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东汉三老忌日碑有“浙东第一石”之称,咸丰二年(1852)出土,初为余姚名士周世熊(清泉)所有,由传拓高手僧六舟拓数十纸,此为其中一纸。
杨岘、方濬益题跋均作于1883年。
此碑原石后为丹徒陈氏所有,1921年,有日商欲以重金购之运往国外,时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倡印社同仁书画义卖,筹得重金将之赎回,并于印社筑石室保存。
任伯年(1840-1895),名颐,号小楼,浙江萧山人。早年随族中长辈任熊、任薰习画,并曾于土山湾画馆学习素描、水彩。其作题材广泛,而以花鸟、人物成就最高。
吴昌硕与任伯年相识于1883年,任伯年从吴昌硕尚显稚嫩的画作中看到长年书法、篆刻磨练的笔墨功力,对他青眼有加。二人虽未定下师生名分,却从此成为至交。
任任伯年曾为吴昌硕作过多幅肖像,包括1883年《芜青亭长像》,1886《饥看天图》年、1887年《棕阴纳凉图》、1888年《酸寒尉图》。《蕉荫纳凉图》画上未署纪年,吴昌硕之孙吴长邺在年谱中将其列为1888年绘,另有一说谓此作于1892年。
吴昌硕对此画极珍爱,任伯年去世后,他常睹画思人。1904年,他在画上写下了一首长诗,诗中感慨了自己并不顺遂的人生,并以雨打芭蕉的意境,传达了对故人的思念。此作曾被窃,令吴昌硕痛惜不已,1907年,它被吴昌硕的好友,词人郑文焯在上海发现,得以物归其主。郑氏题跋对画作的失而复得作了说明。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别署瓶庐居士,常熟人,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
吴昌硕曾于1894年赴北京,经友人引荐拜访翁氏,并以印章书画相赠。两人的另一次交集,则是在四年后的1898年,吴昌硕赴常熟再次往谒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返乡的翁同龢,却未得相遇。虽仅一面之缘,但却借吴昌硕的常熟挚友沈石友等人,留下了多次诗文往还。
此作后有吴昌硕及其另两位好友俞钟銮、沈石友题跋,以斗牛讽喻时事。
这件作品是吴昌硕1891年所绘, 吴大澂在1892年作了篆书题跋。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苏州人。历官陕甘学政,左副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吴大澂对先秦金石文字有开拓性的研究,擅篆书,有《说文古籀补》、《愙斋诗文集》。
1889年,吴大澂与顾麟士等人发起成立怡园画社,并任社长,其主要成员包括顾沄、顾潞、金心兰、倪田、陆恢、吴谷祥等人,中年时期与画社成员的交流切磋,对吴昌硕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吴大澂题跋谓:君画如我篆,象形会意殊草草。我篆类君画,落花满地随风扫。两人相对一灯青,笔酣墨舞同怀抱。此中真趣勿为外人道。并在诗后钤盖了吴昌硕为其所刻的两方印“白云山樵”、“愙斋诗书画记”字里行间,颇有将吴昌硕引为知己之意。
1911年夏,68岁的吴昌硕赁屋吴淞,正式开始了职业书画家的生涯。他于1912年起定居上海,1913年,又在王震的盛邀下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他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湖州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清汽船会社买办,华商电器公司董事、上海总商会主席等,加入同盟会参与了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并资助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王震早年曾随任伯年学画,有扎实的笔墨功底,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国民党上海分部部长任上急流勇退,于书画一途锐意进取。在吴昌硕尚未于海上书画市场打开局面时,他以大量的书画订购给予了吴昌硕最有力的经济支持,并以自身在商界、政界的地位,而成为吴昌硕艺术盛名远播的重要推手。
1914年,任伯年之女任霞检父亲遗作墨竹,由王震于其上补绘吴昌硕小像。吴昌硕于画上题跋谓“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余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任伯年)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这段题跋,加之王震自题中“回首师门”之语,成为了后来研究者关于任、吴、王三人亦师艺友关系的最好说明。
诸文韵 (1894-1940),原名文蕴,号汶隐,别号天目山民,安吉人。曾任上海美专教授、新华艺专国画系主任等职。于1919年首次拜访吴昌硕,开始追随其学艺,并于1923年将自己在上海美专的同事,日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的潘天寿 (1897-1971,字大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宁海人)引见给吴昌硕。
晚年的吴昌硕,虽然并不笃信佛教,但每天晨起,都要对着一尊弥勒像燃香静坐,藉以构思,并平静心灵,也许正是这种习惯,促使他的两个弟子在这件肖像中把他描绘成禅宗祖师达摩的形象应是由诸闻韵绘吴昌硕面部肖像,再由潘天寿添画披着袈裟的身体和蒲团。
这种二人合作,并参用中西,结合写实与写意的肖像画法,在晚清到民国期间并不少见。但像这件作品中过于大胆的强烈对比却是鲜见的,吴昌硕欣然接受了这件生日礼物,并在画上题写了一首小诗,由此或可见出这位耄耋老者所怀有的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件肖像也像当时上海文艺的一个缩影,新与旧,中与西,在尚未成熟的变革与融汇中,也孕育着多样的可能性。
吴昌硕去世五年后,其子东迈遵遗命将他安葬于超山宋梅亭畔,吴昌硕众门生请吴昌硕晚年的挚交王震作此图,并勒石墓侧以志纪念,沙孟海作有碑记。
图上所绘五人,分别是吴昌硕与他四个早逝的弟子:次子吴涵、陈师曾、李苦李和刘玉庵。
展览地点:浙江省博物馆武林分馆
展览时间:8月16日——10月7日
(感谢浙江省博物馆及策展人张毅清提供图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