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唐人如何好色 关于唐代工艺美术中的绚丽色彩

　　文：尚刚

　　唐代文化昌明、经济发达，国力鼎盛。工艺美术也开创了空前的辉煌，色彩绚丽即为玉成其辉煌的重大因素。

　　2018年8月19日，由新华发行集团主办、《书城》杂志承办的第六十四期新华·知本读书会——讲座“唐人好色——关于唐代工艺美术的色彩问题”，在光的空间·新华书店举行。此次讲座由中国工艺美术史家尚刚先生缕述了唐代工艺美术的色彩与其相关问题，“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整理刊发次讲座内容。

　　“唐人好色”中的“好色”和“扫黄”没有关系，而是指“色彩”问题。因为色彩对于工艺美术来说特别重要。有句业内的行话，叫“远看颜色近看花”，工艺美术品的花纹只能近赏，颜色还可以远观。其实，这并非只是观赏时的远、近问题，因为作品未必都有花纹，却一定有颜色。这样，又能引出一个道理，对于工艺美术作品效果、颜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大大高出花纹。

　　中国的历史上，唐人的色彩空前的绚丽。工艺美术品时时处处与人相伴，应用于生活，凝聚着观念，因此，在器用中、服饰里，这种迷恋的表现也尤其强烈。

　　陶瓷：秘色瓷与三彩

　　首先来说陶瓷。由于烧造的进步，当年无论北方南方，都表现出了对比较多色彩的追求。比如说在唐代我们发现了最早的青花，现在知道窑址在河南的巩义，珍珠地划花的窑址在河南的密山，河南的花瓷彩釉斑驳。这些是耀州窑的，当年的窑址在陕西铜川，烧造的瓷器品种很多。还有以长沙窑著称的陶瓷彩绘。或许从这些来看，颜色还不算丰富，但在唐代以前，陶瓷的表面一般仅仅施加青、黑以及白的单色釉，而这些最起码有两种颜色，相比以前，已经丰富了许多。

绞胎

　　晚唐五代，最尊贵的瓷器是越窑用来上贡的秘色瓷。陶瓷器做到形状的规整是很难的，但秘色瓷是十分规整的。秘色瓷到底是什么颜色？其实“色”在古代还有一个重要义项：种类，在这里不能理解成颜色、秘色瓷就是上供用的瓷器。因此，我们看到的秘色瓷颜色并不一样，有的发灰，有的发黄，有的正绿。中国瓷器的瓷釉追求“如玉”，这种感觉是从8世纪中期以来的越窑器物、特别是从秘色瓷开始的。秘色瓷的一大特点就是釉面特别莹润，釉色也很漂亮，还会加装饰，比如釦。釦是一种老的装饰手法，在汉代漆器上很常见：用金属片包镶一圈口沿，有铜釦、银釦、鎏金银釦。包镶口沿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器物本身更加牢固结实耐用，另一个就是，包镶的口沿能够在器物表面造成材质和颜色上的对比，即所谓的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是唐代一种典型的装饰技法，本来是用于漆器的——在漆器装饰面先涂上大漆，然后把剪刻好的很薄很薄的金银花片黏贴到漆器表面，之后再涂漆，让纹片粘得更结实，最后打磨。如果不是在法门寺出土了金银平脱的瓷器，我们很难想象金银平脱还可以装饰瓷器。用金银平脱装饰瓷器尚没有文献记录，这是很特殊的一例，也表现了唐人对色彩的喜爱。

珍珠地划花

　　金釦

　　唐代陶瓷里，今世声名最大的无出三彩。三彩其实不止三色，颜色要丰富许多，只是古代汉语的数词常是虚指的，这种陶器颜色比较多，故称三彩。此外，三彩得名很晚，唐代并没有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初，在洛阳一带的显贵墓葬中出土了这类东西，被当时的收藏者、文物贩子称为三彩。三彩是殉葬的明器，但这些明器再现的却是环绕墓主人生前的彩色世界，展现了他们对身后多彩生活的向往。

　　三彩初现于高宗时代，烧造在许多窑场，到玄宗开元年间，臻于极盛，最精彩的器物收获于长安、洛阳一带的显贵墓葬，而在开元末，由于唐玄宗认为丧葬太奢侈，下令明器以“素瓦为之”，所以在天宝年间，两京的三彩便消失了。这种低温的铅釉陶器虽然也会附加模印、堆贴、刻画、绘画的种种装饰，但最要强调的是釉色浸润流动，效果的淋漓酣畅。

　　三彩骆驼载乐俑

　　三彩分成两类，一类是雕塑类，包括俑马、骆驼、建筑模型；还有一类是器皿。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骆驼载乐俑，是三彩里很有名的一例，形体较大，色彩也丰富。三彩流行的时候，正值中西方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所以三彩上的很多造型特征都打上了中西交流的印记。很多人认为三彩里面最珍贵的颜色是金，但是从工艺角度来看，最珍贵的应该是蓝色。这种蓝色用的是氧化钴，钴料经过检测证明来自波斯，和以后的青花材料一样，非常珍贵。

　　三彩双龙柄瓶

　　铜镜的颜色与运用

　　铜镜是古代用来理容鉴容的工具，正面光亮，背面常常带有花纹。花纹一般是铸出来的，在唐代，出现了很多以不同手法装饰镜背的作品，有螺钿、宝装、宝钿、金背、银背、鎏金、金银平脱。其中，色彩比较单纯的是螺钿镜。螺钿本来也是漆器的一种做法，就是把蚌片剪合成花纹、贴到涂了大漆的装饰面上。还一种镜子，叫做宝装镜。上个世纪80年代，浙江湖州一个塔基里面出土了一些漆器，有些写的是宝装的漆器，其主要嵌物还是蚌片，但会加入一些其他东西，比如红琥珀和青金石末。因为大漆是有机物，时间长了会腐烂，底漆没了，嵌物也会佚失，所以出土的宝装镜都不是很漂亮。但在日本，保存较好的却有不少，在那里，被记录为“平螺钿镜”。

　　螺钿镜

　　在唐代，还有一种更高级的镜子，即宝钿镜。宝钿镜就是把金丝做成花纹焊到装饰面上，里面再嵌各种珠宝。当时还有所谓的金背镜、银背镜，就是在镜子背面嵌金嵌银。金花银背镜嵌的是银片，但在其主要装饰部位镀金银片。

　　那么，唐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特种工艺镜？除去唐人的日常运用外，唐人还用镜子装饰建筑。九世纪（825年），长安城里添了一处新的宫殿群“清思殿”，《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都有记载，称清思殿修建好后，“用铜做镜子”，有说用了“三千金铜”，有说用了“三千片铜镜”，镜子还用了“金银薄十万番”。后来得到考古学的证实，清思殿遗址果然出土了大量铜镜残片。

　　金银平脱镜

　　如果说，宫殿张挂铜镜仅为装饰，那么在寺院，还是信徒的供养。9世纪上半期，日本有位僧人圆仁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把自己的见闻用日记形式写下来。在圆仁从扬州去长安的路上，他拐道去了五台山，看到大华严寺里面挂了很多铜镜，说：“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这句话非常重要，从中可以判断，它们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东洋的和尚是来朝山观礼的，绝不会走到墙边，翻转铜镜，由此可见，铜镜的装饰面是朝外挂的。

　　唐代金银器中的华美

　　唐以前，中国金银器虽然制造时间很长了，但水平一直不是很高，数量也不多，唐代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量上的增加，而且艺术也很快达到巅峰，以后再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了。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容器。金器分为两类，一类是饰件，中国一直做得不错，但器皿的制作一直不发达，数量很少，直到唐代，才大批出现，并达到了顶峰。

金银器 · 鎏金容器

　　鎏金容器

　　鎏金容器

　　唐以来，对酒器、带饰、马具的材质有等级的限制，玉最高，金次之，银又次之。由于等级越高，人群越小，兼以黄金纯度越高，材质越软，制成器皿，易于碰扁，因此，金银器皿之中，永远是银器多、金器少。为追求富丽的效果，唐代的银器常常鎏金。鎏金的做法有两种，一个是通体鎏金，时称“金涂”或“金镀”，一个是在主要的装饰部位鎏金，做成“金花银器”。前者虽用金较多，但制作简便，后者虽用金较少，但制作繁难，同时，前者虽金光灿灿，但毕竟仅只一色，显得单调，后者却金银交辉，华丽异常。显然出于对彩色的爱恋，唐代金花银器远远多于通体鎏金者。

　　金花银樱桃笼

　　法门寺有个银丝编成的器物，时称“结条”，花纹是用金丝编的。由于出土在法门寺，专家多以为它们与茶事有关，是烘焙茶或盛放茶饼的器具。但在唐代诗文里面，有两次提到过这种器物，杜甫在《往在》里写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令狐楚《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里的“每闻采撷，须有提携。以其鲜红，宜此洁白。前件银笼并煎茶具，庆等羡余旧物，销炼新成”。因此，它们最有可能还用于采摘、提携、盛贮樱桃。器物本身非常华丽，银笼之上，金花灿灿，已经华艳、美妙至极，若置放新鲜樱桃，红樱桃再连带绿枝叶，那色彩便更加华美绝伦。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因为现在的很多设计只考虑其本身是否漂亮，不考虑使用中的效果，而这就是使用中产生华美效果的一个典范。

　　象牙器、玉器、玛瑙与木器

　　唐代富足，造作常常取用高档材料，如象牙、如美玉、如名木。高档材料的质地必定极其美妙，在其他时代，为彰显材质之美，常常不在其表面施加遮蔽性装饰。唐代则不然，对华美彩色的渴求时时压倒了对美妙质地的向往，为展现彩色，常常附加装饰。

　　拨镂象牙尺

　　以象牙器来说，就有很多装饰手法，比如拨镂，做法就是先染色再刻花纹，花纹里面有时还填色。有些做成围棋子、尺子。唐代少府监下面有五个署，包括中尚、左上、右上、织染、掌冶，都是做工艺美术品的。中尚署每年都向皇帝献尺子，皇帝再将尺子赏赐给大臣。赐尺的意图并不在为他们添加美丽的物件，而是要取其象征的意义，要借此勉励臣僚明察精鉴、行合规矩等。而警示臣僚的器物居然也如此色彩炳焕，足以证明唐代喜爱用色。

　　美玉历来备受推崇，其材质之美发人遐想，引人赞叹，但在出土的唐代玉器中，有嵌金的、有金装的，还有宝钿的，都是把彩色装饰施之于优雅的白玉。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在这里面，人们的使用品、服饰都受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唐人在服饰上，特别看重玉带的装饰。

　　窦皦（597-627年）墓中出土的金玉宝钿带饰 

　　今见制作最精美、色彩最灿烂的是长安窦皦墓（627）玉带，它共十五块，除带扣外，带饰皆以镂空的羊脂玉做框缘，玉下衬金板，又有铜板托垫，金板上，金板上面掐丝嵌珠宝。大唐有起梁宝钿玉带，是三品以上武官和仪卫官公服的组成部分，窦皦便是这等人物。按唐人小说的描述折算，一副华美玉带的价格相当于长安城里十五所中等宅院。

　　而说到玛瑙，中国人认为玛瑙一定要红，“玛瑙不红一世穷”，但是玛瑙又不能全红，全红反而很贱。好玛瑙应该身子主要是红的，但上面有透纹。古人把有透纹的玛瑙叫作缠丝玛瑙，视为最好的。早期的好玛瑙材料都来自外国，唐代文献就多次记录从西方或日本来的高级玛瑙器或玛瑙材料。

　　紫檀木螺钿琵琶，右侧为琵琶背面

　　紫檀木色沉稳，纹理优美，手感极佳。清朝家具采用甚多，通常的做法是任其裸露，以尽显其美，但唐代常常再附加绚丽的彩色装饰。最著名的是螺钿五弦琵琶和木画棋局，它们珍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北仓。

　　琵琶的正面不仅有朵朵团花，捍拨（贴在正面的偏下部，用以捍护琵琶腔）以玳瑁为地，螺钿弹琵琶的骑驼人物等。背面则满饰花鸟，花心、叶心饰以红绿彩色和泥金描绘，并以琥珀、玳瑁覆盖，在深浅不同的透明中，显示纹彩的华美，极其妍丽工巧。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琵琶分两类，五弦和四弦，五弦从印度传来，四弦从波斯传来，现在使用的都是四弦。正仓院的这面琵琶，实物是五弦的，但捍拨装饰中所见的琵琶却是四弦的。

　　丝绸与服饰

　　在唐代工艺品中，最能体现色彩品味的无疑属丝绸。丝绸最大的用途是制为服装，服装要穿给别人看，其面料最具展示性。同时，在古代，无论是政治上（等级、身份的区分），还是经济上，丝绸都是最重要的工艺美术门类。

　　丝绸 · 锦

　　工艺美术里面不大重视丝绸是因为它容易腐烂、难保存，所以早期丝绸很少，大家的研究兴趣也就不是很高。现在做工艺美术的人，做丝绸的极少，大部分都做陶瓷，古人反倒不大看重陶瓷。

　　中国的丝绸发明的很早，大约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传到了西方。但西方丝绸褪色非常严重，而唐代的丝绸却不怎么褪色，中国古代主要是植物染料，虽取自植物的根、茎、叶、果实等，颜色却比较牢固。

　　联珠四骑猎狮纹锦局部（唐，原长250，宽134厘米）。在今见唐锦中，此作最精美。图案则“洋”风扑面：猎手胡相、马生双翼、奇异的花树、中国不生的狮子。 

　　唐代丝绸的用色最富典型意义，其色彩鲜丽华美。丝绸有很多品类，比较轻薄的有纱以及若干罗。纱本来是没有花纹的，后面可以加工上去，比如染、点金。罗的颜色可以很浓烈，也可以很柔和。

　　丝绸里面最高级别的，早期是锦，后来是锻。锦是彩色提花，表面颜色很丰富，但是唐以前的锦很少超过五色，唐以后有了很大变化，经常会有十几色。唐人也用很多诗文去描述、赞美、称颂锦……

　　唐代丝绸里有一种典型叫“繝”，织法可以是锦，也可以是绫，织物表面排列着一个一个的彩条，有时会有花纹，但只是彩色的点缀，主要是为了炫耀其绚丽。

　　敦煌藏经洞蹙金彩绣袋

　　印染方式很多，唐代最典型的是夹缬。关于夹缬的制作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用两块镂空的花板夹住来印丝绸。那是怎么张挂的呢？就是把织物对折悬挂起来，用花板夹住，用完一板再用下一板。夹缬一般为两色，唐代经常有彩色的，成匹卖给人家做衣服。元稹有句诗就谴责当年妇女衣服的配色，说是“尤剧怪艳”。而唐代，除了女人，一些特别爱张扬的男人也爱穿这样的。

　　光用彩线绣不够，还会用金线、银线绣。蹙金、蹙银的做法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把金线钉到绣地儿上去，还可以钉珍珠、钉瑟瑟，林梅村认为瑟瑟就是青金石。同时，唐代刺绣因为绣法的变化增多，特别是平绣的出现，更是增加了其颜色的丰富性。

　　唐妇女衣服的配色“尤剧怪艳”

　　在文献记载中，古人的衣服颜色和社会等级有关。虽然并非等级越高，衣服颜色就越好看，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漂亮”。在唐代都市的大街上，人们直接穿高级衣服的会被抓住，因是僭越。所以人们就在外面穿一个符合本人身份的颜色的衣服，里面露一点出来。出城后就没人管了，衣服一脱，颜色就露出来了。

　　当时中西方联系很多，要派使臣，去大国的使臣就派大官，去小国的使臣就派小官，身份不一样。但是派小官给人家，对方会认为对自己不重视。因此会借小使臣大官穿的衣服出使，以显示地位和重要性，这便是“以壮行色”。但也出现过使臣回来后赖着不还衣服，逼得皇帝下诏书讨要。

　　总结：

　　在描述了大致的现象后，对于“唐人好色”，可以以下认识：

　　时代风气的兴起总得有个引领。这引领者是谁呢？在我看来是统治集团，早期色彩艳丽的东西都和皇室或者官府有关。在我们展示的作品里，窦皦墓玉带最早，是627年的随葬品。三彩年代也比较早，是皇家给宗亲和高官的葬具，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唐玄宗时候最流行，但开元二十九年以后，一下子衰落了，这跟唐玄宗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曾下过诏书，宣布丧葬不得再使用华丽的葬具，都用“素瓦为之”，素瓦说的就是陶俑。同时，三彩的例子也证明了唐人对色彩的追求贯穿今生来世，彩色既涵盖日用器，也涵盖明器。

　　其次，唐代工艺美术对造型及花纹的追求有明显区别。唐代早期的造型比较挺拔，后来变得圆柔；早期花纹与晚期也有明显变化，但对颜色的追求却始终如一。

　　疑问：

　　关于唐人好色，有的能够解说，有的则不能，这其中，有两点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一个就是，工艺美术品里，丝绸是典型，色彩繁丽的丝绸，莫过于锦。可是为什么汉人穿锦、对服锦的热情远远不及少数民族，特别是不如西北的少数民族？这个原因我不能解释。中国人织锦织得最好，可是服锦的热情却比胡人低了很多。

　　《步辇图（局部）》

　　用图来进一步说说我的疑惑。阎立本《步辇图》表现的是松赞干布派丞相禄东赞向唐太宗提亲的场景，画上有十几个人物，穿锦的只有禄东赞，是西南胡人。现在关于《步辇图》有很多说法，有说不是唐代而是宋人所画。对绘画鉴定我不敢乱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范本属唐代前期。禄东赞衣服上联珠圈里面用的是单独图案，而当时中国内地用的常是对称图案，而且早在8世纪初，这种连珠纹就退出了中国装饰的主流。这是当代考古学提供的新知识，这样的细节宋人绝对不了解。

　　第二个就是，唐代对色彩的追求一下子表现得这么明显，受了谁影响，或是受了什么影响？可以推测出和中亚、西亚的交流有关系，但目前并没有得到证实。（本讲座内容由澎湃新闻记者陆林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