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贵妃“出浴”与摩登上海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离不开女体的日常消费。从好莱坞电影、新感觉小说、海水浴场、封面女郎，乃至小报的流言蜚语……诸如“模特儿”“肉感”“裸体”等字眼无所不在，无不刺激感官、撩拨想象。媒体不等于女体，但没有女体就失去动感和活力。对于这些我们很难用道德评判就能打发掉，说完全为了满足男性的窥私癖也属片面，事实上是文人、印刷资本与社会大众合谋，包括女性参与的结果，与“新女性”的都市现代史有关，体现了某种中西新旧之间冲突与融汇的中国方式。

　　晚清以来的报纸与小说如《点石斋画报》《海上花列传》就有表现女性与都市时尚的内容，但上述女体消费的“肉感”倾向得从清末民初的“杨贵妃出浴”说起。

　　“杨贵妃出浴”图的现代谱系

　　“出浴”一词所含的窥秘遐想当然缘自女体，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挑开了文学空间的帷幕：“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唐明皇“赐浴华清宫”不光炫耀其专宠杨贵妃的排场，作为“天生丽质”的特质，其“凝脂”成为凝视的焦点。从“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来看这一点，如果与曹植的《洛神赋》作比较，对美人的外观与体态的兴/性趣转向“体验”，是更为世俗与人性的。尽管两人到头来“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香艳的记忆犹如绽开在历史废墟上的一朵“恶之花”，成为酝酿文学“意淫”的象征，且启发了身体游戏与快乐的文化政治。

　　骚人墨客对明皇与杨妃的传奇一向浮想联翩，与各时期的道德与文学风尚相制约。如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便是名作，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遐思累积，在明代仇英的《贵妃出浴图》中“赐浴”变成“出浴”，杨贵妃变作主体，在民国时代成为一个专题画种，同题之作继踵不绝。如1910年1月《小说时报》刊有《仇十洲杨妃出浴图》，似乎是这一画题最初进入上海了文学杂志；在1934年《艺林月刊》上有王美沅《杨妃出浴》图（五十二期，第7页），杨妃与二女官的构图如出一辙，而形象与背景皆改作；1949年之后又有女画家王叔晖临摹王作而稍加损益。这些属直接影响的例子，对于杨妃出浴图的艺术想象与流传颇具代表性。

　　也有题画诗。1911年《国风报》上尧生《仇英出浴图》诗曰：“春痕玉一池，照影避人窥。衣桁花前亮，香云露雪肌。翠涵湘女怨，红颜洛妃辞。小立羞明镜，芳情心自知。”上引仇英之画没有照镜的细节，故此诗应当另有所指。杨妃出浴是仇英喜欢的题材，1918年《小说丛报》第八期有《仇十洲画贵妃出浴图》，即与《小说时报》上的不一样。尧生这首诗没什么不雅，但这么刻画出浴杨妃的羞涩心理并公诸大众传媒，毕竟有悖“文以载道”的传统教条。其实民初流行“香艳”体，窥视女体属时髦题材，如汪石庵编的《香艳集》于1913年出版，内有樊增祥描绘女子闺房私情的《十忆集》，其中《忆浴》专写女子洗浴的情状，其中一首曰：“解裙量度小腰围，犹著轻兜一色绯；记得华清池上见，一生心折画杨妃。”诗中的女子心念追摹杨妃，也可见历史记忆的延绵，不乏仇英这类出浴图的影响。樊增祥是前清高官，民国建立后在沪上当遗老。他的《十忆集》属于向来为道学先生斥责的“香奁”体，却从女性心理方面开掘，颇具新意而风靡一时。像他这样身份的作“艳诗”，与其说他颓唐，毋宁是感受到时代风气的转移，说明传统诗学也在急剧变动中。

《仇十洲杨妃出浴图》，《小说时报》第三号，1910年。

王美沅：《杨妃出浴》，《艺林月刊》第五十二期，1934年。

王叔晖：《杨妃出浴图》（年份不详）

《仇十洲画贵妃出浴图》，《小说丛报》，1918年。

　　民国时期“贵妃出浴”的画作不绝如缕，包括国画、油画、连环画、漫画等画种，不乏名家染指，当另作专题考察。本文旨在揭示清末民初之交由“贵妃出浴”引出的“海水浴”与“裸体”的一系列图像展示，从商业逐利角度看，在这些语词之间玩弄文字游戏，尽移花接木之能事，为的是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然而从文化价值上，则利用日常惯用词语暗度陈仓而倾心西化，输入有关女体体育健美、艺术审美等观念，开启了都市日常启蒙与消费的现代性之旅，其影响十分深远。

　　“出浴”与“海水浴”的互文借用

　　继《小说时报》面世之后不到一年，1910年8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属商务印书馆旗下刊物，作风较谨慎。我们可看到这两份小说杂志及其他杂志，如何在“杨贵妃出浴”与“海水浴”“海水出浴”等词语之间转接与借用，皆伴之以图像。这类消费性亮点也透露出文化产品之间互相竞争的生态，其中图像资源与印刷制作技术等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1年4月《小说时报》第九号刊出三张题为“东西美人海水浴图”的照片。“海水浴”在十七世纪欧洲伴随着“海水浴场”出现，十八世纪末流行于欧洲各国，二十世纪遍及世界各地。1908年《重庆商会公报》有《海水浴之功效》一文，介绍一些与海水浴有关的季节、水温等基本知识，说海水含有盐分，能起到刺激皮肤与增强抵抗力的作用。1911年7月《东方杂志》（八卷五号）有“比利时鄂斯登之海水浴场”的照片，而在同一月《小说月报》刊出五幅“东美人海滨出浴图”，与《小说时报》的标题比较，《小说月报》略作改动，似随意把“杨贵妃出浴”中的“出浴”一词取代了“海水浴”，由是改变了“出浴”的语境，原来局限在女性私密领域，现在移至海阔天空，同时将原来的“海水浴”变为“海滨出浴”，仍然不失外来健康观念的掩护，却把女体转化为具合法“公共性”的窥视对象，带来一种暧昧的情色想象，这样通过互文交杂开启了一种新的大众消费的现代性文化空间。更有甚者，就在同一月《小说月报》推出了“闰六月”“临时增刊”，其中有《东美人海滨出浴图》，由四张图组成，五彩着色，非常鲜丽。

东西美人海水浴，《小说时报》第九号。

比利时鄂斯登之海水浴场，《东方杂志》，1911年。

《东美人海滨出浴图》，《小说月报》，1911年7月。

《东美人海滨出浴图》，《小说月报》“闰六月”“临时增刊”，1911年7月。

　　这几幅彩图很像明信片，不像在海水浴场，如“海滨出浴”的标题所示，海滨具装饰意味，女子们在摆弄姿势，具戏剧表演性，当然更有观赏价值。两份小说杂志在标题上玩花样，也是有意无意地争奇斗胜，讲究消费策略的表现。

　　“裸体”登场与女性参与

　　绝非偶然，接着1912年1月《小说时报》刊出两幅图，题为“日本海水浴之裸体美人”，“裸体”无疑比“出浴”更为吸睛。在此之前，《小说时报》与《小说月报》早已刊登过“裸体美人”照片，对旧文化已带来冲击，但以标题党手段与“海水浴”相连接不外乎商业考量，却为都市欲望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日本海水浴之裸体美人》，《小说时报》第十四号，1912年1月。

　　“裸体美人”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观念进入中国的。1910年6月《小说时报》第五号刊登了两幅“裸体美人”图，东西美人各一。为西女图题曰：“法国博物院中梅英画伯裸体美人画，价值一百五十万元。”另为东女图题“日本裸体美人写影”，身披轻纱，是一张照片。我们知道，“裸体”观念来自西方，西文有the nude（裸）与the naked（露）的区别，前者指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完美理想的人体美，后者指人体的自然形态，容易掀动世俗欲念。“裸体”作为外来观念始终碰到中国胃脾的消化问题，如刘海粟在1917年将女体写生作为美术必修课程，遭到守旧人士的反对，另一方面艺术与商业牟利混在一起，以致“裸”“露”难分。同年《小说时报》8月号的一幅题作“意大利美术馆裸体美人名画”就是一个例子。“美术”是从日本借来的新概念，晚清时王国维盛赞《红楼梦》“为我国美术上唯一大著述”。比起上一幅在“博物院”里，裸体美人在“美术馆”展出，显得更堂而皇之，然而细看这幅意大利“裸体美人名画”，不似艺术表现的理想人体之美，姿势撩人，更像是舶来的模特儿明信片。这方面对于杂志编辑者来说，把“博物院”改成“美术馆”固然不失高明，但对于裸、露之间的界线大约也是模糊的。

　　这类“裸体美人”的传播对向来以妇道、闺训乃至裹脚等重重封裹女体的旧道德来说，似乎一脚踩到底线，等于给当时方兴未艾的女权潮流暗送秋波，其反传统意义不能小估。此时新兴的大众媒体彼此呼应，1911年2月《小说月报》也刊登了一幅《西洋美人裸体图》，倒是典型的希腊风格的裸体图，其色彩今天看来还相当明艳。

　　回到1912年1月《小说时报》的《日本海水浴之裸体美人》，在“裸体”与“海水浴”作了一次拼贴，形成一种新的次类型，同一年《民权画报》做了个游戏，以“美人海滨出浴图”为题悬赏征稿，而提供的原图是个西洋裸体美女，应征的有不少，凡得奖的一一公布。赢得第一名的是这个美人被画成一个寡妇，一个男人向她求婚，题词曰：“屈膝吻手，长跪求婚。此某总理对某孀妇之丑态。”1912年6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不和而提出辞呈，由陆征祥接替，其妻是比利时人。《民权画报》具浓厚的反袁倾向，这幅求婚图大约是讽刺陆征祥的。

　　《民权画报》的这一悬赏主题以图文互证的方式把“裸体”与海滨“出浴”拉在一起，不消说足使受众弹眼落睛，且比杂志传播更广，由此可见这些传媒彼此呼应，推波助澜，而最为大胆的莫过于1914年10月创刊的《眉语》杂志，以裸体女郎作为封面，内页图像部分有两幅裸体照。该杂志由高剑华与她的女性团队编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这么宣扬裸体美人其意义就非同一般。封面出自当时富于争议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手笔，与一般东西洋裸体美人的图像不同，画的是中国女子，显然更具争议。内页的一张是裸女牵马，上下分别题为“西方虞姬”和“调骓图”，另一张裸女披纱，题为“西方杨妃”和“出浴图”，直接切入仇英画作以来的时尚脉络。标题通过使用“虞姬”和“杨妃”的典故把西洋裸女的意涵中国化，也是一种创格，与王国维通过叔本华哲学诠释《红楼梦》的方法试殊途同归，实际上与封面一样，造成与裸体艺术零距离效果，有利于中国实践，当然更具挑战性。

　　从1914年10月至1916年4月《眉语》共出刊十八期，有六期以中国裸女作封面，内页西洋裸女照达三十余幅。该刊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禁止而停刊，罪名是“猥亵”“荒谬”等，如研究者指出，作为该研究会成员的鲁迅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至于究竟如何则是另文讨论的题目了。

　　（本文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 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