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温故宫文物南迁来沪之路 致敬国宝守护人

　　记者 肖永军

　　1933年2月5日，北京故宫太和门广场上，人们在一片繁忙中开始了故宫文物南迁的计划。3月5日，满载故宫文物的大箱子中的一部分出现在了上海南市招商局的金利源码头上。第二天的《申报》立即刊登了这则消息：“南迁古物昨午抵沪，共一千零五十四箱，存储仁济医院旧址”。谁又能知道，在这短短一行字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又有多少舍生忘死的国宝守护人。

　　10月13日，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举办了一场“‘国之重宝在上海’——故宫文物南迁文化走读活动”，致敬用生命守护着国宝的安危和民族的复兴希望的故宫护宝人。

故宫文物南迁

1933年3月6日《申报》刊登的第一批文物运抵上海的新闻报道

　　体验故宫文物抵沪存放和离沪赴宁的两条路线

　　此次行走活动带领参与者体验了故宫文物抵沪存放和离沪赴宁的两条路线。在行走过程中，抵沪存放路线相对简单清晰：新开河路人民路路口小广场（金利源码头旧址，文物由船运到达上海处）—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今延安东路四川南路口，主要文物存放上海地点）—四川路32号业广公司货栈（今四川中路元芳弄北侧）。

　　故宫文物抵沪存放和离沪赴宁的两条路线

　　由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往南看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街景，故宫驻沪办事处附近

　　而离沪赴宁的路线则遇到了考证上难题，现在已经确准的路线是：四川路32号业广公司货栈（今四川中路元芳弄北侧）—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虞洽卿路（西藏中路）—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卡德路（石门二路）—麦根路（石门二路）—苏州河舢厂新桥（恒丰路桥）—金陵路（秣陵路，也曾成为麦根路）—康吉路—麦根路车站（上海站）。

　　麦根路站和铁轨，约位于今石门二路北段，泰兴路，西苏州路，淮安路附近

　　线路策划者、来自人文走读潮牌V-Cité的吴佳丽在行走过程中，介绍道，“在这条路线中，我们有趣的看到了三次麦根路，而正是这个麦根路让考证难度难上加难。麦根路，即Markham Road，在上海租界时代的道路里面不算知名。众所周知，上海现有的金陵路东侧靠近外滩，西侧靠近淡水路，按照路线来看，走的是现有这条金陵路的话等于重新折返，显然这是不合理的。翻阅资料才发现，现在的秣陵路，在1921年刚刚筑成的时候也被命名为金陵路，直到1947年才因与黄浦的金陵路重名，而改名秣陵路。除去这一条，现今上海还有五条马路都曾经是麦根路的一部分：石门二路、康定东路、泰兴路、西苏州路、淮安路。这五条都属于当时的法租界，而秣陵路则属于华界闸北。”

　　“国之重宝在上海”——故宫文物南迁文化走读活动

　　“1900年，闸北商埠开辟，8年后，沪宁铁路通车，1913年，由英商控制的铁路货站成立。当时由于货主多来自租界，而从货站前往租界必然要经过当时的麦根路，也就是现在石门二路的最北段，所以货站也跟着叫做了麦根路车站，直到1947年，闸北的金陵路才因为避免和现在的金陵路重名而改叫秣陵路。这种巧合和当时华界、租界各自相对独立管辖有关系，才会出现同一条路名出现在不同区域的情况。也正是这一段资料更加印证了文物如果要通过铁路赴宁，路线肯定与货主前往租界是相一致的，他们必然也是经由麦根路中的石门二路行车，而非其他四条马路。”吴佳丽又补充说。

　　文物南迁

　　文物来沪后的存放与安保

　　1933年的中国，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陷，距离只有200公里之外的北京故宫惴惴不安。原定1933年1月31日起运，但因车辆不够分配和受到阻挠，拖延了数日。1933年2月5日上午，十多辆汽车和三百多辆人力排子车先后进入午门。故宫职员给每辆车都粘贴上号志，每个汽车司机、木板车工人都在胸前别上一枚圆形纸质“吉”字徽章，作为保证安全的标识，也是对南迁路上的吉祥平安的衷心企盼。当晚9时，三百多辆载满木箱的双轮人力木板车（排子车），向正阳门（前门）外的火车西站进发，正式开启了南迁之路。

装好箱的文物集中到太和门广场

　　1933年字林洋行出版的上海地图上，故宫文物存放地（途中标有H）

　　故宫物品第一批2100余箱，博物院派简任秘书吴瀛率同职员14人，随车照料，一共21节车，张学良派宪兵百数十人押车保护。出于安全考虑，火车没有直接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远，绕道平汉线郑州转陇海线徐州，兜圈上京沪线。2月10日到达南京长江北岸浦口的第一批文物，因为有人提出要将文献馆里的档案材料单独迁往西安而发生争执，导致文物在浦口车站滞留了近一个月。3月3日，故宫文物从浦口列车上卸下，分批渡过长江，约有一半（多为文献档案）暂存南京行政院大礼堂，其余的1054箱，由上海招商局的江靖轮载着，1933年3月5日中午12点左右抵达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

　　1936年出版的《九十年来为华人服务之仁济医院》上的有关故宫文物存放地的记载

　　上海市警察局派出侦缉队长卢英率领数百名侦缉队员和水巡队的警察，早已在码头森严戒备。上海警备司令部出动了一支部队，法租界巡捕房也派了多名巡捕，协助维护秩序。护送文物的除了原有的北平宪兵、故宫押运人员及警卫外，行政院命令首都南京宪兵司令部另派一个机关枪连。押运官员为行政院参事陈铣，朱宗良，书记官翟宗翰，收发主任汪今亮等。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在码头迎候。下午1时许，雇请的茂泰洋行十多辆运输车，来回跑了数趟，才全部送到了文物存放地——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号。每个车次，都有故宫职员和侦缉队员各一名随护。文物入藏的第三天，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与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就特地到库房巡视，《申报》以《宋子文昨日视察运沪古物》为题对此进行了专项报道。

　　1932年出版的《字林西报行名录》上关于天主堂街26号的记载

　　文物的存放地为一座七层楼房，钢筋水泥结构，高大坚实。1931年前后，此地因仁济医院旧址改造，一度作为临时诊所使用。仁济新院落成后，作为中央银行堆栈，当时谈妥租金为每月3750两白银。租下后，认真维修，所有窗户都安了铁栅栏，四周打桩围起铁丝网。故宫方面与上海市警察局、租界巡捕房商议制定了周密的安全保卫措施。库房有侦缉队和巡捕各五名，负责库房日常防护；一楼隔出一些空间作办公室和巡查人员休息室；所有门窗都安了电网；一楼和三楼装上了报警电铃，与巡捕房相通；库房外围设置警岗，由故宫院警、租界巡捕和海关关员日夜轮流值班。库门锁钥由故宫人员和受国民政府行政院委托负责保管工作的中央银行职员各执一把，必须两人同时到场，方能开启。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地址先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亚尔培坊，后移永安街永安坊。1933年5月23日，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文物安全抵达上海，保存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仓库里，总计19557箱（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物13491箱，包括古物馆2631箱，图书馆1415箱，文献馆3773箱，秘书处5672箱，附运文物6066箱，包括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11箱）。1933年7月，正式成立了故宫临时监察委员会，负责监视工作。该委员会由上海市参议院、国立中央研究上海地方法院各一名代表和故宫代表二人组成。凡是移动和开启文物箱子，都要先商得监察委员会的同意，并派一名委员临场监视，才能进行。1933年8月10日，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及监察委员会在一品香召开记者招待会，由马衡向社会各界报告文物南迁的经过，及到沪后开箱检验情况。

　　故宫人在沪工作情形

　　从1934年6月4日起，故宫驻沪办事处开始着手对每件文物进行详细登记造册，历时两年半，直到文物转移去南京，仍未完成该项工作。已清点部分，按新编号码编印成《存沪文物点收清册》。马衡用四个字作为这些文物的代号：原古物馆的2631个箱子编号前都冠“沪”字；原图书馆的1415箱都编为“上”字；原文献馆的3766箱都用“寓”；原秘书处装的5608箱则写“公”，联起来，就是“沪上寓公”。

　　文物在上海期间的两件大事：出国展览与《四库全书》的出版

　　文物在上海存放期间，除了常规的清点、整理以外，还曾走出过国门进行展览。为了参加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国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故宫博物院在南迁文物中，精选了瓷器、书画、铜器、玉器、织绣、古籍、折扇、景泰蓝、漆器等文物1022件。值得一提的是，负责鉴定这批精选文物的人员有吴湖帆、叶恭绰、徐邦达、王己迁以及德国人孔达。

　　1935年《申报》上刊登有关文物赴伦敦展览的相关消息

　　1935年4月8日先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二层进行预展，原定4月30日闭幕，由于观者络绎不绝，不得不延期到5月5日才结束。1935年6月7日，展品由英国的萨福克军舰运送，从上海起航，7月25日抵达伦敦，在皇家艺术学院的百灵顿大厦展出，轰动欧洲，吸引了42万多名观众，平均每天4000多人，最多时一天2万多人。英国王室和内阁成员均前往参观。更有丹麦、挪威国王，瑞典皇太子，及欧洲各国官员、艺术家，从四面八方远途而来。1936年4月8日，展品由美国邮轮蓝浦拉号载运回中国，途经直布罗陀海峡时，遇狂风巨浪而搁浅，后由英国五艘海军军舰舰艇拖挽进深海而脱险。1936年5月17日安全抵达上海。

　　1933年11月18日《申报》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在故宫古物储藏所影印《四库全书》的新闻报道

　　故宫文物的南迁，还意外地促成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即文渊阁《四库全书》选本的影印出版。早在1917年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即有心进行这项伟大的工程，然而历经十数年的尝试，该计划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数度流产。1933年3月当故宫收藏的文渊阁《四库全书》随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后，影印《四库全书》的希望再度燃起。很快，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经过专家多方论证，最终决定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从1933年11月17日开始，在天主堂街二十六号故宫博物院上海储存处空地，建起临时摄影工场，到1935年7月分四期陆续将选定的书目出齐，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的愿望，历时18年，遭遇四次挫败，终于在第五次取得初步成功。虽然未能全文影印，付印初期也曾遭遇非议，但出版后广受欢迎，反响强烈。

　　文化行走活动后，特邀《海棠依旧》编剧、故宫副研究馆员王戈在徐汇区首席公馆酒店作题为“记忆与认同：用话剧《海棠依旧》重温故宫文物南迁”的讲座。王戈从故宫人的角度，向观众讲述国宝的特殊意义，古物南迁是怎么的壮举，《海棠依旧》是个什么故事，出演这部作品的故宫年轻人平时都在做着哪些有趣的工作。

　　1947年春，经过抗战洗礼，西迁文物和故宫同仁带着家属聚首重庆组织了一次修禊雅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劫后重生的喜悦。然而他们不知道，故乡北平其实很远，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