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塑中国绘画的叙事精神——刘熹奇国画艺术赏析

　　文\孙承飞

　　艺术由来便有着两种不同方向的情感表述。一种是向外的、追索壮美而激切的历史精神。一种是向内的、寻求优美而澄静的诗性精神；后者倾于感性的抒情，前者则以理性的叙事为胜。有趣的是，在古今中外艺术发展的历程中，无一例外的都是前者先成熟，后者继之壮大。但两者都源于我们认知世界的真切情感，并无高下之别。

　　然而在中国绘画中，东方人强烈的诗性精神使得那种向内诉求、追求个体情感抒发的表现形式异常发达，而富于叙事精神的审美观却备受冷落，这也正是在南北宗之争、院体与文人画之争中，出现北宗无立锥、文画即国画现象的根本。从此，中国绘画中追求壮美表达的叙事精神日渐消匿。然而，即便在文人画精神全面主导艺术审美观的中国画领域，也仍一大批艺术家致力于传统叙事性艺术的恢复和重构。熹奇先生的创作便是如此。

　　由传统的艺术形式而言，熹奇先生的国画创作如所有人一样，致力于人们熟知的两个传统领域：人物画与山水画。然而究其内核，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与传统人物画相比，熹奇先生的人物画综绪多源，在兼具三种表现形式优长的基础上，形成了熹奇先生独特的创作风格。一是承继初始艺术的叙事精神。叙事性的艺术强调崇高而理性的情感，通过象征性与纪念性的手法追求寓教于艺的表达。在中西方绘画中，这种精神无一例外都有过精彩绝伦的表现，如西方的古典油画，中国画中的宗教性绘画。然而在中国画中，这种叙事精神却早早的被阉割了，追求超脱、批判与遗世精神的人物成为主角，表现重要事件、感召普世道德，强调人文精神的人物却鲜有问津。熹奇先生的创作则直接承继了这早已中断的叙事精神，以强烈而鲜明的精英意识劝导普世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建构。他的人物对象多取自重大历史背景与某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如孙中山、毛泽东、齐白石等，他们或主导过历史的发展，或具独特的人格感召力，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追求与风云精神，具有积极而强烈的现实意义。如果说文人式的人物创作是塑造有血有肉的优美艺术形象，那熹奇先生的创作可谓是塑造艺术的风骨，人物形象万变而崇高理想的内核如一。二是取法西画的写实精神。写实性是中西绘画都具的，但中国画的写实性是建构于线与面的二维再现，而西画的写实性则建构于明暗、透视与生理解剖上的三维再现。显然，熹奇先生的写实性源于后者。熹奇先生本自油画艺术启蒙，技艺的锤炼也以写实油画为基础。从事国画创作以后，他着力于将油画中的写实技艺运用于国画创作，极大丰富了国画人物画的表现力。三是兼用中国画的传统表现技巧。中西法的结合早在上世纪初始即有过较多的探索，任伯年、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等都曾是这一领域中的卓有成就者。然而前辈的取法多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国画写意法、线面法的基础上勾皴点染兼用，再融汇少量西法的运用，塑造出更真实的人物形象。熹奇先生则与之相反，以西画技巧为根底，突出运用传统艺术的渲染法，以细密的局部渲染塑造出不同的明暗块面，表现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三方面的成功融合，使得熹奇先生的人物画创作为我们成功探索了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一片新天地。

　　与人物画偏怜豪杰的强烈倾向表现不同，熹奇先生的山水画创作虽然也有类似特点，但表现上却更多传统色彩。他的山水画写实性强、构图严整、精于剪裁，既承传统也融新法，善于小格局中彰显紧致严密的气象而不以为闷塞，充满强烈的理性色彩。风格上，多取法于宋画与界画。宋画崇峻，界画清刚。他以小品画为主要表现方式，在简致的形式中，将崇峻的气象与清刚的格调巧妙的揉融于净洁有序的画面中，形成一种有趣的节奏感。构图上，则既能纯熟运用传统的三远法，又能灵活运用透视法，呼应衔接起承转合，一一脉络可寻而处理细腻准确，表现出画者高超的驾驭能力。技巧上，仍以西画的明暗法和描线为主，但前者是筑于渲染法的基础上表现，后者则化劲锐为清柔，虽不施传统的勾皴点染，而表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画家鲜明的艺术血脉。

　　中国绘画如同中国文化一样，大一统的审美观长期根深蒂固，主流外的审美趣味一直受抑不起，致使元以来某些承接西风的国画创作仅露荷角便斩绝无续。然而延至民国时期，中西结合或全面西化的创作再次蓬勃，这一事实证明，艺术的表现必然多元。固守者自可闭囿一隅，取极致之美。创变者也无可扼阻，终续新篇。但技巧的融合只是创变的起始，精神与观念的融合才是创变的内在。在重塑中国绘画叙事精神的道路上，熹奇先生斯始也。

　　刘熹奇，1948年出生于江西安福。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画画院和江西中山书画院特聘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西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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