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琅琊王回乡：东晋北魏文物首次联展

2018年12月23日   澎湃新闻

　　记者 黄松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长时间的南北割据、政权更迭，文化交流却异常活跃，王谢家族的荣光、竹林七贤的高适构成了一派魏晋风度；而在广袤的北方大地，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文明又有着怎样的关系？12月21日在南京博物院开幕的 “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显然不容错过。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获悉，此次展览以司马金龙为线索，讲述了当时东亚最重要的两座都城——平城和建康间的交流互动。

　　12月21日， “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此次以司马金龙为线索，讲述了当时东亚最重要的两座都城——平城和建康间的交流互动。

　　展览由南京博物院策展，南京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共同呈现展品，其中20多件展品首次展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刘文涛把此次展览看成是司马金龙的回乡展。

　　东晋：以文物再现江左风雅

　　司马金龙是何人？半个世纪前，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的考古发掘，以出土众多鲜卑族和汉族风格的精美随葬品揭开了些许面纱。南京博物院策展人左骏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司马金龙很特殊，他所在的司马氏是东晋皇室，所以史料明确记载了司马氏从南方到北方。通过史料的记载和墓葬墓志的发现的“双重证据”，再通过考古出土器物的排比、解读，就从史料上白纸黑字中复原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和一个家族，乃至窥见整个时代。

　　其中敦煌写经孤本《佛说卅七品经》、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国最早的一枚钻戒（东晋金刚石金指环），展出除了文化与宗教的交流外，也反映出江东适宜的自然环境和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为贵族闲适风雅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展览通过文物的铺陈讲述东晋士族联姻与政治、通过建筑构件和生活器具东晋建康城的生活。

　　此次展览中还有很多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发掘的六朝墓室砖画经修复后首次展出，其中有一件新展出的南齐“树下高士”画像砖与南京博物院六朝“竹林七贤”画像砖，图案文字几乎相同但却有细小差别，对文物有研究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南博发现二者之间细微的差别。表达此类主题的画像砖陆续出土也表达了老庄思想不仅是构筑魏晋名士精神世界的重要内核，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北魏：草原民族的多文化融合

　　公元424年后，因南方政权更替而北奔的晋皇族司马楚之来到平城，投靠北魏王朝。他不仅受封琅琊王，而且与鲜卑贵族通婚，迎娶北魏王女河内公主，生下了汉、鲜卑混血的司马金龙。展览第二章“王的时代“，讲述的便是是司马金龙的时代。

　　从展出的来自山西的文物不难看出，北魏融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于一体，从中原继承了汉晋文化，并吸收从域外传来的佛教文化，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模式。

　　在展厅最显眼位置的釉陶俑阵，可看出北方草原战斗民族的特色——风帽垂裙及肩—— 这些釉陶俑既是司马金龙身份的代表，也是当时北魏军事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司马金龙活跃的年代，虽然大规模的军事时代基本过去然而北魏与周边少数民族如北方的柔然、河西的丁零依然冲突不断，与南朝政权也有战有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俑阵生动展现了北魏将士的英勇形象与北魏军事力量的威武强盛。

　　展览中“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见证了文化交流，目前公认是四到五世纪萨珊波斯的进口器具，器物上带有古希腊酒神节的传统且具有东罗马高足杯的特征，是具有罗马和巴克特里亚风格的一件器具。它可能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当时北魏的首都平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智郎（毛德祖妻）彩绘石椁正壁”，大同市博物馆副馆长曹臣明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此件展品刚刚修复完成不久，是首次展出。毛德祖是南朝宋的重要将领，在与北魏打仗时被俘，终老北魏。石椁主人是他在北魏后娶的妻子。石椁正壁的正反面皆有彩绘，正面有武士、羽人，反面为彩绘出行图（年代久远，难以辨认），但彩绘的守门武士和羽人显示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融合。

　　当然，展览最高潮在“王的荣光“，通过墓葬出土的精品来呈现北魏琅琊王司马氏的尊贵和功名显赫的一生。其中“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被放在一个特别定制的柜子中，“列女古贤漆画屏风”在澎湃新闻此前刊发的‘“琅琊王’司马金龙：一个家族与一部东晋北魏的文化融合史”有详细介绍，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一组木制漆屏风，可谓难得一见，这是一组人物故事彩绘描漆屏风，每块木板高82厘米，宽20厘米，出土较为完整的有5块，边框5件，木档3件，还有部分画的残片。漆画从上到下分四层，每层均有单独主题，配以墨书题记和榜题，来标示人物身份和说明内容。内容依残存图像分辨主要为表彰帝王将相、孝子烈女的故事传说，其所绘人物衣着打扮，皆为中原人士形象，或表明其绘图底本来自南朝，而木框边缘所绘的环状缠枝忍冬纹，又是典型的北魏纹饰，由此可见该漆木屏风正是一件南北朝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有学者将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与顾恺之《女史箴图》比较，认为漆屏作者受到东晋或南朝卷轴画《女史箴图》的影响，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尤其提到“班婕有辞”一段漆屏上是四人抬辇，而《女史箴图》上八个身强体健的人抬着汉成帝乘坐的辇，还很吃力，前后脚互相挤兑踩踏，姿势表情甚为滑稽。按书中的说法辇上应该仅汉成帝一人，但画中君王身边多了一位佳丽。显示了顾恺之的幽默，也让人想到了西汉的结局。

　　展览中，来自大同市博物馆的一个小构件不同于“漆画屏风”是典型北魏的艺术风格。

　　另一件展出的青瓷唾壶，可能是司马楚之（司马金龙之父）从南方带到北方的。因为这件器物壶口有陈旧性损伤，说明它曾是一件实用器，而不是为了随葬购置的。

　　一丝丝线索构架出司马金龙以及他生活的时代——南渡的中原士人不仅在南方珍存着中国文化的正脉，也保留了自魏晋滥觞的自由豁达的精神，不断地影响着中原故地的新居民。

　　朱金耀彩的漆绘屏风、矫若惊龙的法书、丝路远舶而来的异域金银器与南北方文物同堂并陈，讲述南与北、汉与胡的势力虽然此消彼长，在文化上却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