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稀世孤品大清银币吉字一两，是怎么失踪的？
马定祥是我国著名的钱币收藏家，字聊元，别名莲初，号吉斋，又称万拓楼主，1940年与丁福保、罗伯昭、张絅伯、张季量、戴葆庭、郑家相、王荫嘉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泉币学社"，是中国钱币学社创始人之一，曾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钱币学会名誉理事。
马老无论从收藏、鉴定、授徒育人及藏德诸方面，都堪称我国钱币学界的典范，为我国的钱币收藏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毕生从事钱币的集藏、鉴定和研究，久负盛名，蜚声海内外。
我国著名的钱币收藏家马定祥先生
当年中国泉币学社成员）
马老生前最珍爱的钱币，是晚清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的银元，该币正中有一个“吉”字，非常特殊，是存世孤品。1946年得之于南京大币商张伟英，马老得此珍币，喜欢的不得了，从此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吉斋”。
这枚“吉字一两”银币在马老的手里收藏了整整20年。他将这枚钱币与其他最珍贵的钱币一起，都存放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地下保险库的保险柜里，20年间一直平安无事。每过一段时间，他还要去看看，好像是去探望自己宝贝儿子似的，解放以后也是如此。
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马老迫于无奈，把“吉字一两”银币带回家，藏在四楼晒台的屋瓦下面，此事只有马老夫妻两个人知道。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不翼而飞，马老及家人将整个房顶来了个底朝天，边边角角地都搜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吉字一两”的踪迹始终是个谜，是马老的终身遗憾，他一生惦记着这枚银币，直到他临去世之前，还在念叨，像在念叨一个远方未归的儿子。他关照家人：如果有一天“吉字一两”能回来，一定要捐献给国家。
关于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的银元还有一段小插曲
当年中国泉币学社成员中的杨成麒，也是该学社中的三个古钱商之一，人称小杨，称马定祥小马。杨是回族人，眼珠有点发绿，资历比马定祥要老，人极聪明，尤其看古钱的红绿铜锈，很有办法，即通过古钱上的红绿铜锈来鉴别古钱真伪，马定祥称赞他“三尺之外，能判定真假”。
而马定祥辨别古钱真伪的方法与他不同，他稍有色盲，所以主要从钱文的文字精神、制作工艺等方面来综合鉴定。杨成麒跟马定祥关系不错，曾一起北上收过钱币。
但是杨成麒除了精鉴赏。与收藏家们有广泛的联系外，还有一个他人所不及的“本事”即弄假成真。他曾经把—枚民国年间的“民国四年壹串文正”代用币，七捣鼓八捣鼓，“变”成了一枚太平天国年间的“天国四年壹串文正”。这样一来，这枚钱就成了“革命文物”身价不菲了。
其中的窍门，是利用了在原钱上“民”字的夷平处进行加工，改刻成了“天”字，一下子就把此钱的年代提前了六十年，成了“天国四年”的真品，并把它作为一项鉴别太平天国文物的重要根据。他还把它当作稀有钱币，卖给了一位素享盛名的鉴赏家，把郑家相先生也唬住了。
郑后来撰写的文章中，就将这类民国初期的代用币，统统列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代用币了，可见其影响之坏，这就令马定祥很有看法。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这对杨的名誉自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1945年7月，祥和泉币社开张之后，杨成麒也常来坐坐，有时还拿点稀奇的“货”让马定祥开开眼界。有一次，他拿来一张拓片，神秘兮兮地给马定祥欣赏。马定祥一看，是好东西，是枚从来没有见过的吉林省造的“戊申库平一两”大清银币。因为这不仅是枚孤品，而且币中镌有一个“吉”字，与自己名字中的“祥”字正好“配对”,成为“吉祥”二字，于是就看得特别出神，兴奋异常。他问杨成麒，这枚银币是否肯卖?杨成麒故意卖关子，说是一个朋友的，人家不卖，他不便说。
可是马定祥也有马定祥的本事，他拿着拓片看着看着，突然有了感觉——这不是南京张伟英的手艺吗?这银币很可能是张先生新得到的宝贝!
南京张伟英家马定祥曾经去过，也做过他的生意。他是个勤于跑市场、地摊的钱币商。马定祥眼光的厉害在于，他对于一些重要的钱币，只要是他感兴趣的，都能过目不忘。凭着这功夫，他不知抓住了多少机会。他曾从张伟英处买过不少珍贵的钱币，熟悉他的拓本技巧，手法有些与众不同，不知怎么回事，他居然记住了人家的特点，现在就派上用场了!
马定祥心里有了底，表面上不动声色，等杨成麒走后，立马决定连夜赶往南京，来个先下手为强，同时叫上方鹤林的阿哥方荣春当陪同。
可是要出门了，一拍脑袋，糟了，口袋里没那么多钱怎么办?他的感觉是，这枚“吉字一两”理所应当就是他的，他必须马上拿到手!不拿到手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
马定祥只有一个老办法，问妻子怎么办?他对妻子说这是枚非常好的银币，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买下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可是无论向谁家借钱，哪里有“立等可取”的事情啊?但马定祥是必须要“立等可取”。在这种时候，只好难为妻子去借高利贷了。把钱拿到手了，他和表姐夫方荣春两个人，转身就往火车站跑。
他们来到南京，直奔张伟英家中，张伟英见是上海来的熟人，非常客,就把他们让进屋里，自然马定祥怀里也有好东西让张伟英过目。这家主人跟别的收藏家一样，藏品有好几道“防线”，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不大肯拿出来的，更不肯出让，二流藏品，如果有好价钱又有好的交情，则可以出让，三流的可以随时交换或出让。
谢天谢地，在他端给马定祥的那个盒子中，那枚带“吉字一两”的银币果然就在其中，马定祥心中窃喜，“这下可被我逮着了!”于是稍作迂回后，就提出能否割爱。尽管张伟英有些舍不得，但见马定祥出的价钱很好，而且看得出，是真心喜欢，不是纯粹做生意，也就忍痛割爱了。
半个月后，当杨成麒省悟过来追到南京，已经来不及了，马定祥得此珍币，喜欢得不得了，不仅拍了照，还叫方鹤林精心制作了几十张拓本，分送亲朋好友，从此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吉斋”。
后来这枚“吉字一两”银币在马定祥的手里收藏了整整20年。他将这枚钱币与其他最珍贵的钱币一起，都存放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地下保险库的保险柜里，20年间一直平安无事。每过一段时间，他还要去看看，有时还叫上小儿子马传德一起去看，好像是去探望另一个宝贝儿子似的，解放以后也是如此。他那种面对“吉字一两”时的父爱般的专注和深情，令马传德至今记忆犹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
可是到了“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有一天，“吉字一两”却突然失踪了!像是从天地间一下消失了似的，怎么找也找不着，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这给马定祥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说起来真乃一言难尽!
1966年初夏，上海街头已经出现了北京“南下点火”的红卫兵，很快，那些身穿军装、臂缠红袖章的上海红卫兵也行动了起来。先是走上街头“扫四旧”把城隍庙、静安寺里里外外，凡是看不顺眼的统统砸个稀巴烂。然后冲入人家家里“扫四旧”，把人家家里凡是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不是拿走，就是砸个稀巴烂。
马定祥预感到情况不妙，但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整天心中感到很郁闷。很快,他接到国际饭店有关部门的通知，说是他寄存在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不能再寄存下去了，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拿走。更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在他和儿子前去开柜取东西的时候，旁边竟有人在监视着，换句话说，就是已经有人知道，他已把这批价值不菲的钱币带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对着一堆宝贝直发愁，怎么打发它们呢?家里肯定是不敢收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红卫兵就会从天而降。单位里也是不能放的，因为单位里大字报已经热火朝天，他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一夜间已经成了“丑狗屎”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被打倒在地,被“踏上一万只脚”……
但是马定祥还是“不开窍”他本能地像父亲保护儿子一样，再危险也要保护这些古钱。于是他决定化整为零，全家行动，分散保存。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马定祥把他的最好的古钱、金银币和铜元分成若干个小包，把珍稀的纸币分装成册，交给妻子和两个儿子。还有一部分委托他的至交汪可强和茅一志等暂为保管。
马氏兄弟的职业都是搞美术设计。大凡是搞艺术工作的单位，就像现在画家的画室一样，里面永远是乱七八糟、混乱不堪的。这时候，越是混乱的地方，也就越是安全的地方了。于是,马氏兄弟在整天开大会、开小会地闹革命的单位里，在墙角里、橱顶上、抽屉旮旯里，都安藏了他家的宝贝。还有一些非常珍贵的纸币，必要时他们就随身带着。有一年，马咏春要到广州开秋季广交会了,去参加布展，一去一个多月，他担心这期间会出什么变化，就让老爸的宝贝跟他一起出差，把东西打入行李，随身带着走。
马定祥的妻子也担负着艰巨的使命。马定祥把那些分量重的金、银、铜币交给了妻子，请她想想办法看，有什么亲戚朋友家里可以暂时存放否。
马家人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这绝不是在说电影故事)——1966年的8月，台风袭击上海的一个深夜，马定祥的妻子周士英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拎包，急急向靠近外滩的南京路江西路走去。走到一个弄堂口，碰到一个大嫂,两个人话都不敢说一句，互相看了一眼，把包递过去，来人转身就走，周士英也转身就走……这种镜头，人们似乎在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看到过，可是历史真是奇怪，竟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上，居然这么快地“重播”了。
那位大嫂叫徐顺英，是周士英从小就很要好的小姐妹冯宝瑛的丈夫的姐姐，工农出身，在里弄一个装订包装的加工组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不会被抄家，于是成了“红色保险箱”。这批金、银、铜币被安置在一个铝质的长方形大饭盒里，在她家住的二层阁楼小房间里，安安稳稳地存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危险，直到世面安定以后才取回来。
但是对于那些马定祥最最心爱的钱币，他还是选择了留在身边。他把这些钱币分成三个小包，交给妻子周士英，关照她在附近找个地方藏一下。他们家住在四楼，屋顶北部有个晒台，晒台旁边就紧挨着整个房子的屋顶。于是在一个漆黑之夜，周士英从晒台爬上了屋顶，分别把那三个小包塞到了屋瓦下面，其中最小的一包，就有十一枚金银币，内中属于孤品的就有四种之多。那枚大清银币“吉字一两”也在其中。此事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知道。马定祥每天早晨在房顶的晒台上做广播操，都要下意识地看看那几片红瓦。
还有当年马定祥从天津买来的一套民国二十五年平津镍币，马定祥用玻璃纸包好，藏在一个印盒里的印泥下面了。但是，还没等马定祥把事情全部搞定，抄家风就已经刮到家门口了。
那些日子，马咏春、马传德兄弟每天都要到老爸老妈家附近去轧轧苗头,看看有否不测。有一天,马咏春和马传德兄弟各自手里拎着一包“东西”,走在与新渔阳里一街之隔的长乐路上，远远地看到父母家四楼的房间和晒台上有很多人影在晃动，兄弟俩的脚步顿时停止了。他们明白，灾难来临了，红卫兵对他们家动手了。小伙子这时再有本事也白费，他们手里拎的全是“四旧”横竖是说不清的。他们只是担心，父母会不会挨打……
新渔阳里在淮海路算不上阔气的弄堂，也像“篦子篦过了一般”挨家挨户地被抄，没有谁家能够逃脱。马定祥夫妇到睁睁地看着自己尚未来得及转移的宝贝钱币，和成箱成箱的钱币资料被搬出门，眼前一片空白……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早晨，马定祥照旧走上晒台做早操，突然发现房上的那儿片红色大瓦有点异样，好像被动过了的样子，就赶紧跑到里弄里，用公用电话给正在单位上班的小儿子马传德打电话。小儿子得知情况后急急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屋顶上那些瓦片一片片扯下来。果然,三包钱币只剩了两包!而且，丢失的那包中就有“吉字一两”!
那时还是非常时候，一家人大白天掀瓦片，自然要引起人家的怀疑。可是马传德顾不上了，一口气掀了一大片瓦片，手掌都磨出血了。但“吉字一两”仍是不见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呢?马定祥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像是大病一场，两个儿子看看这样不行，干脆把房顶靠近晒台的地方都翻了一遍，然而“吉字一两”仍旧没有出现。后来想想还是不能放心，他让舅子周良源又来翻了一遍。最后去信杭州，叫干儿子茅大雄将整个房顶来了个兜底翻，边边角角地都搜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一场空。一家人这样无休止地翻墙头，总是在找什么东西，必定引起人们的怀疑，结果弄得又是一场风波。
在后来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的小儿子马传德被隔离审查,“翻墙头”也是一大罪状。造反派勒令他老实交待，为什么老是去翻弄家里的房顶?是不是在安装电台?是不是里通外国?还侮蔑说，他那在承庆里的房子里，晚上总是有电波发出来……这真是可笑至极，因为熟悉马传德的人都知道，他对电器类玩意儿是一窍不通的，是个连换电灯泡也害怕的人。何况，那年头总有坏消息传来。
不久他们听说，原先存放在中学语文老师汪可强先生处的一批铜元，在造反派的重压下，汪老师吃不消了，只好交了上去。存在杭州茅一志先生处的十余枚稀罕银币，在紧急关头，被他扔到横河桥下了。那批银币若拿到现在，价值已达七八十万元。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吉字一两”始终是个无底的谜，让老马一直未能释怀。马定祥一直惦记着这枚钱，直到他临去世之前，还在念叨，像在念叨一个远方未归的孩子。他关照家人，如果有一天“吉字一两”能回来，就捐献给国家吧……马定祥的妻子周士英直到现在还一直在晦恨，她对儿子马传德说：“我最对不起你父亲的是‘吉字一两’币的遗失，因为你父亲太喜欢这枚钱币了……”。说着说着,泪就流下来了。（转载于网络）
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大清银币铸造情况
资料拓图
戊申吉字一两银币，正面中央铸阳文“吉”字，外环铸“大清银币”及珠圈,上缘铸满文“光绪年造”，下缘铸“库平一两”,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戊申”，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坐龙”，上缘铸英文纪年“光绪”，下缘铸英文纪值“库平一两”，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六瓣星”。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我国货币史上出现了一场关于银元单位问题的争论，一派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主张以库平一两为银元单位，另一派以度支部尚书载泽和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代表，主张以元(即库平七钱二分)为银元单位。结果，主张以两为银元单位者暂居上风。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制定了“银币分量成色章程”，以库平一两为法定的银元单位。章程颁布后,天津、湖北、广东、吉林等省造币厂先后开铸一两重银元。由于一两重的银元不符合民间的习惯,故在发行后不久,就在市面上遭到抵制。因此，一些造币厂不得不将已经铸发的一两币逐渐回收熔毁。
戊申吉字一两银币，系吉林造币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铸造，当时，正值以两为银元单位的币制受到人们强烈反对而即将崩溃，因而，此币仅铸出少量试样。其中，能免于熔毁而幸存于世者，据所发现的实物而言，仅有一枚。数十年来，它一直享有“孤品”的称誉，被钱币收藏家视作无价之宝。
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广总督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