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字币拍品
记得在2014年的11月瑞士NGSA拍卖公司在日内瓦上拍5枚富字银币，引发钱币界广泛关注。
本来，NGSA吸引中国钱币爱好者的是10余枚中国钱币，像2枚金锭和6枚袁世凯飞龙、曹锟金币等，但5枚富字银币的出现显然抢走了这些拍品的风头。
5枚富字银币的最终拍卖也超过了预期！
424号拍品，PCGS-MS62富字一两，成交价30万瑞士法郎，约合190万元人民币。
425号拍品，PCGS-SP62富字一两签字版，成交价100万瑞士法郎，约合634万元人民币。
426号拍品，PCGS-SP61富字半两签字版，成交价70万瑞士法郎，约合444万元人民币。
427号拍品，PCGS-SP64富字半两单面样币，成交价50万瑞士法郎，约合317万元人民币。
428号拍品，PCGS-MS62 富字半两银胚，成交价5万瑞士法郎，约合31.7万元人民币。
富字银币对于中国藏友来说，并不能算陌生，一方面是这一品种在市面上常有交易，另一方面是对于这一种钱币的身世，中国钱币界也曾有过探讨。
“富”字银币，正面只有一汉字篆书“富”字（故称“富”字银币），背面为老挝文（也有人认为是缅甸文）、中文标示面值。面值有“半两正银”、“一两正银”两种。由于这种银币未见诸史籍记载，加之其图案、文字设计简单，没有发行国家（或地区）名称或识别标志，也没有发行年份，因此钱币集藏研究者对其铸造国家（或地区）、铸造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见仁见智，迄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富”字银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中缅边境及云南等地驻军所造，为远征军发饷使用。1949年6月上海出版施嘉干编著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最早提出这一说法。其主要论据是：“富”字及鹿头银币重量标准与中国漕平相等；币面有中文“富”字，背面有中文及缅甸文面值；二战结束后，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曾以“富”字银币作为军饷发放。施嘉干（1896—1975）是中国近现代钱币收藏大家，其著作《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对中国近现代机制钱币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始终成为收藏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机制钱币必备的重要著作，影响极其深远。因此这一说法流行很广，连1972年美国克劳斯出版社编著出版的权威性硬币图谱《世界硬币标准目录》（STANDARDCATALOGOFWORLDCOINS）都认同这一观点，将有关“富”字及鹿头银币内容列入“老挝、中国—云南、缅甸”章节中。“富”字银币是“老挝的铸币”，在中南半岛流通使用。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银币背面有老挝文字标注的面值，而且这些银币在老挝、越南境内流通使用过。1993年广西钱币学会和云南钱币研究会联合编著出版的《越南历史货币》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该书将“富”字、鹿头银币列入曾在越南使用过的“老挝银币”。
“富”字银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管辖下的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即中南半岛，包括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在今越南河内铸造发行、用来向印度支那半岛山区部落农民购买鸦片的货币。
1987年法国研究东方钱币专家费郎索瓦•蒂埃里在《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总第18期）上撰文，第一次提出这种观点，指出该银币文字及币图是由法国人勒内•梅西埃（ReneMercier）设计绘制的，并附上银币的设计图案与相关文件复印件，还详细说明了“富”字银币发行的历史背景。该观点认为，当时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支那允许鸦片自由买卖，政府收税，来自鸦片贸易的税收所得占殖民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
鸦片贸易习惯使用银币结算，使用的银币以法国在越南铸造发行的法属印度支那贸易银圆，正式名称为“安南贸易银元”，俗称“坐洋”。
但1928年后安南贸易银元停止制作，银币来源日益减少。
为保证鸦片贸易的持续开展，法国殖民地政府便搜罗各类银器熔化，制作成钱币形状的银饼用于鸦片贸易。二战结束后，中南半岛北部由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领的部队接收。
卢汉所部收刮了大批财富，其中包括不少“富”字及鹿头银币，当作军饷发放。
二战结束，法国兵离开越南时也带走了大量的“富”字银币作为纪念，因此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在法国的钱币商店仍可以大量购买到这种银币。
美国克劳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硬币标准目录》（1997版）也已将“富”字及鹿头银币改列入法属印度支那栏目中，并且注明该组银币是“1943—1944年法国维希殖民政府财政部监督下在越南河内铸造，以应老挝及（越南）东京边境繁忙的鸦片贸易之需”。目前第三种观点已得到钱币集藏界较多研究者的认同。但不时还有其他观点冒出，如泰国铸造、云南铸造等新说法。看来要解开“富”字银币的来源之谜，还有赖于发掘更可靠的原始档案文献或当事人回忆等材料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