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藏金，盛世藏宝”，几乎是华人文脉中不成文的传统。自古以来，除了皇家网罗天下奇珍异宝以显统治威权以外，文人商贾、民间大户也往往喜好收藏，或欣赏，或养性，或投资，不一而足。民间以一家一户为特点的收藏形同大小不等的“蓄水池”，成了永不枯绝的源泉，为官方和国家的收藏作了重要的补充。如今海内外中华文物的博物馆、美术馆，很多珍稀及优秀藏品大都为民间捐赠，或从民间渠道徵集。
华人收藏事业除中国内地因传承古代而根基深厚以外，北美、欧洲、台湾、香港、新加坡及东南亚等地，也有较强的实力和较丰富的藏品。尤其随著华人工作和居地的迁徙，这些藏品也随之流动，成了大小不等的私家“博物馆”。比如北美地区，20世纪定居的华人和当地对亚洲文化重视的居民，也培育出了一大批顶级的艺术品藏家。他们的藏品有的出自离开大陆时的家传，有的则在定居北美后再行补充。如王方宇先生、王己千先生、翁万戈先生等，他们收藏的书画、古书，都达到相当品位和数量，在全球华人中声誉卓著。
20世纪70年代，随著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成了华人收藏家的大本营。那时中国内地正在搞政治运动，文物宝藏一再受冲击，所以逐步流向惟一的自由港香港。本来当地好多收藏家在1949年前迁港时便带来不少细软、文物、字画，恰恰碰到经济繁荣，手中有了余钱，又加上大陆有源源不断的货源补充，这几乎成了收藏家的“黄金时代”。因为这一时期大陆的文物商店、朵云轩、荣宝斋等机构，都在积极地以书画、文物出口换汇。加上黑道走私，又好又便宜的宝物总是让香港收藏家就地取材，捷足先登。80年代，全球拍卖业巨头克里斯蒂、苏富比先后在香港成立香港佳士得和香港苏富比，以现代的交易方式为藏家服务，更刺激了港人的收藏行为。如今，香港有一批极富收藏的顶级藏家，甚至国家博物馆也要向他们租借展品。同时也出现了著名的收藏机构，如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各有会员数十人，收藏门类之广、品位之高，为业界所敬服。
台湾土地改革和经济腾飞以后，收藏需求激增。台湾的中华文化根基一向比较深厚，巨大的资金与当时相对低廉的文物价位，形成鲜明反差，所以收藏事业快速发展。据说，最多时与之配套的画廊、古董店达到几百家，而且生意都不错，主要是收藏需求十分旺盛。90年代初，苏富比、佳士得一度在台北开设分公司，举办拍卖会，引发了市场的兴旺。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藏家和收藏机构，如清玩雅集、聚英雅集等等，都达到相当的规模和品级，他们办展览、出图册，推广自己的收藏理念，传播中华文化艺术。
另一华人收藏地是新加坡。早先从福建、潮汕迁居南洋的华人，大都比较清苦，到了20世纪后期，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他们对祖先文化的热爱，刺激了他们的藏宝热情。从徐悲鸿留学南洋以后，先后出过的大藏家，如黄曼士的“百扇斋”、陈之初的“香雪庄”、刘作筹的“虚白斋”和杨启霖的“袖海楼”，对全球华人收藏事业起过积极的作用。新加坡华人收藏事业另一特点是古今兼顾、新老并存，对现当代美术品也极重视，大陆不少知名艺术家的作品，也因新加坡华人重视而扩及其他地区。比如吴冠中、黄永玉两位大家的作品，较多在新加坡受到关注，很多藏家拥有他们的藏品。新加坡这一种收藏理念，可能和天气潮湿、古字画保存不易，以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有关，但这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收藏文化特点。
中国内地收藏根基深厚，北京、上海、天津、江、浙等地，都是收藏重镇，艺术流派纷呈，收藏大家迭现。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变革以及民众收入平均，加上“文革”等运动的冲击，收藏家青黄不接，民间收藏一度气息奄奄，难以为继。改革开放给中国内地带来了勃勃生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高收入的群体，如民营企业家、高薪族，使得收藏有了经济基础。90年代西方现代拍卖交易方式相继进入内地，“三公开”的透明拍卖代替了古老的交易方式，刺激了市场的艺术品投资热。据中国拍卖协会统计，2007年全国有114家拍卖公司举办了771场拍卖会，总成交已达219亿人民币，说明投入的资金和参与的人数激增。内地的收藏凭藉古代文化传统，众多的人数和投资的因素，先后掀起了书画热、古董热和当代艺术热等三股浪潮，所有艺术品的价位比之于90年代提高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但是，很多正统的收藏家认为，内地引起的这股收藏热，也有浮躁的一面，需要引导。
2007年12月初，上海开始策划召开华人收藏家大会。这是鉴于，一方面华人收藏事业在全球范围里，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现象、新的投资领域。以香港佳士得2007年的拍卖为例，这年共成交36.26亿港币的艺术品，是历年在亚洲拍卖的最高纪录，而83%的购买力来自亚洲(其中69%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9%来自欧洲，7%来自南北美洲，1%来自中东。另一方面，华人收藏事业的发展也碰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商业化倾向，比如造假泛滥等，也影响著收藏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地发展。搭建一个华人收藏家交流的平台，总结各自的经验，找寻收藏行业的特点，引导成熟的收藏理念，已成为行业的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