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经费问题。当时袁世凯政府正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忙于战事，无心理睬，币制改革前途暗淡。此时梁启超仍充满信心，认为大款无望，小款也可。他准备一边铸造新国币，一边以此为准备发行兑换券，而发行兑换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准备即可，两年内约可铸造主币4亿元，辅币6亿元，再发行兑换券8亿元，到1916年末全国通用货币可达14亿元，新币制基础即可大定。他向袁世凯提出，只要有 500万镑，够六个月运用，随借随还，两年内即可将国内硬币和纸币整理完毕，而且还可以有数亿元的铸币余利与保证准备发行的兑换券，应国家需要。然而这有着美好前景的建议却并未打动袁世凯，梁启超屡谏不听，心灰意冷之下自劾而去，币制局也旋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废“龙"驱，“—“袁大头"一统币市
在此期间，新币铸造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是负责发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认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按规律，新币成色若高于旧币，反易被旧币驱逐，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大量熔毁。当初制订《国币条例》时，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能够迅速回收旧币，改铸新币，所以规定新币价值较高，现在既然借款无望，也只能加以变通。于是财政部议决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干分之三。这一改动虽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新币式样亦经大总统袁世凯核准，新银币一面摹镌大总统袁世凯侧面肖像和造币年份，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纹，中间刊有一圆、中圆、二十分、五分等字样。1914年12月24日，天津造币总厂首先开铸新银主币，接着南京、武昌等造币厂也开始铸造，191 5年1月新币开始发行。新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一般称为“袁像币”，又有“袁大头’、“袁头”、“大头"、“袁像"等俗称，且各地俗称不同，在西安称之为“大头洋”，在成都、重庆称之为“人头洋"，万县俗称“老壳’，长沙俗称“光洋"。虽然“袁大头”银元上标有铸造年份，但并没有每年启用新钢模铸造。后来天津造币总厂按规定赶制注有“***八年造"字样的祖模，因受一战影响钢料缺乏，一再辗转迁延，等到祖模设计完成时已届年末，不得已又改刻“***九年造”币模。据侯厚培著《中国货币沿革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记载，当时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国三年造、民国八年造和民国九年造三种银元。银元流通的时代，自然有掺和过多铜质或铅质的假银元，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银元真伪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铿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或者用两指捏住银元中心，甩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则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点数大宗银元时，左手拿成叠的银元陆续推出，右手拿一块银元依次敲响左手银元的边，边敲边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就剔除出来加以鉴定。小商店的伙计们则会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声音清脆的就收下，声音发木就要求客人换一块。“袁大头"发行以后，在重量、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袁大头”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对于不合格者均随时熔毁，绝不迁就。因此，“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欢迎。曾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天津造币总厂开铸“袁大头”后的最初九个月，每日铸造量达30万元，使得“袁大头"迅速流通开来。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上海钱业公会协商，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
乱世难濯，币制改革如履污潭
对于袁世凯来说，“袁大头"上的侧像固然有利于提升他的威望，但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铸造银元，促进统一货币的推广，进而发行纸币是他获得军事经费的有效途径，也是他复辟图谋的重要措施。因此对于“袁大头"银元的流通和推。广，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迫切。为了鼓励各造币厂加工赶铸新币，袁世凯甚至在1916年政府预算案中专门划拨500万元给造币厂，其中二分之一为四个造币厂员司花红。然而当时几个造币厂铸造能力毕竟有限，到1915年底新铸“袁大头”银元也仅铸有7100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的“袁大头’兑换券也只有3000余万元。当时中国、交通两行实力充足，而且发行兑换券十分谨慎，有充分的现金准备，所以“袁大头"兑换券的信誉也颇高，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广下逐步通行全国。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士诒也主要依靠交通银行为其发行兑换券垫款。复辟帝制失败，纸币信誉动摇，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兑。191 6年4月，北京、上海、天津曾引发兑现风潮，而中国、交通两行各省分行多数未遵循停兑令继续兑现，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两行纸币信誉。
张勋复辟失败后，1917年7月，梁启超又在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提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对于币制改革，梁启超仍坚持主张先在白银的基础上统一货币制度。为了推行币制改革，梁启超听从熊希龄的建议，一面以缓付五年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一面两次向日本借款1450多万元，想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把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段祺瑞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每年缓付的1300万元庚子赔款不得不拿来充作军政开支，币制改革无从进行，梁启超上任不足四个月即悄悄离京，漫游欧洲去了。
“袁大头"银元开始发行不久，币制委员会鉴于新币与《国币条例》规定不符，建议修订该条例，以确定新币的国币地位。同时，该委员会还认为《国币条例》纯粹采用银本位，与金本位毫无关系，如果不设法做些准备，恐怕永远不具备采用金本位的条件，所以主张试铸金币。1918年8月，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制订了《金券条例》，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行金券，遭到全国上下和英、法、俄等国的联合抵制，被迫取消。在《金券条例》取消后，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龚心湛、财政次长李思浩又提出币制计划大纲，拟通过借外债推行金本位制。1919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了袁世凯金币，分为十元和二十元两种，上有“民国八年"字样，此外还有一种十元的袁世凯洪宪纪念金币。因数量较少，时局动荡，袁世凯金币的历史作用十分有限。此后，以金汇兑本位制芍目标的币制改革偃旗息鼓，暂告一段落。
银元绝响—大幕终落史留痕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俗称“孙头"(或称“船币")o此后国内就通行“袁大头"和“孙头"两种银元，其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o
“袁大头"通行之后，生银流通渐少，从百姓日常使用、完粮纳税，到官款出入都改为银元。尽管如此，银两制度仍保留下来，内地各省尚有以银两为通用货币t 的，通商大埠商业往来还是习惯使用银两，国际收支更是如此。在上海钱庄和银行汇集之区，每天清早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60锭一箱，结算后用人力或车力运送。
银元与银两的并存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商业上，交易计算用银两，而实际收支用银元，辗转折合，贴水亏耗很大。既然生银已经流通极少，各地平色分歧，自然多属转虚账位，因此作为通用货币已无存在的意义o 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止银两制度，规定所有收付一律使用银元，1935年11月又宣布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白银收归国有，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至此，以“袁大头"为代表的各类银币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退出市面，银元逐渐为法币取代。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巨大通货膨胀，久未见踪影的“袁大头’银元又在黑市出现，成为抢购对象。此后银元黑市一直存在，直至解放后政府打击黑市，收兑银元，“袁大头"才基本上从市面销声匿迹，如今已成为钱币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之一。
“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出现，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袁大头"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到1920年3月，天津造币总厂及各分厂大约共计铸成“袁大头”银元三亿八千多万元，另外还铸成一些五角新银辅币。“袁大头"银元的通行将“鹰洋"、“龙洋”渐渐从市面挤出，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