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派书画收藏的三次高潮

　　上海，素有中国收藏的“半壁江山”之称，由此而形成了富有历史气脉、地域强势、艺术档次的“海派收藏”特征。特别是在书画收藏方面，更是历代大师佳作荟萃，各朝名家精品汇集，有不少是属国宝级的珍品。并形成了一批鉴赏功力深厚、甄别眼光犀利、收藏成就卓然、历史影响深远的海派收藏大家，展示了海派文博事业的雄厚实力。

　　追溯海派书画收藏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一是19世纪中期；二是20世纪30年代；三是20世纪40年代末。

　　上海正式开埠是在1843年11月17日，据《上海县志·卷14》载上海“最初开埠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农历 。”1845年1月，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久商订了《上海地皮章程》，确定将洋泾浜 今延安东路 以北，李家庄 今北京东路外滩处 以西作为英国居留地，即租界的正式建立。其后在1848年、1849年美国、法国亦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租界。上海的开埠及租界的建立，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地域形态、人文环境、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西方文明的渗透、外国金融的进入、殖民经济的兴起等客观原因，租界内的社会发展迅速。葛元熙在《沪游杂记》中曾说“在洋场，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

　　据《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载，1853年上海租界内的中国人仅5百多。1854年小刀会起义时，租界内中国人增至2万多。1860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一下子增至30多万，而到1862年时，已达52万多，后又激增至70多万。这些涌入租界的中国人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尽管其中是以平民为主，但其中亦有不少是来自上海近郊及苏浙皖地区的官僚巨富、士绅商贾及名门望族之后。正是由于社会的动乱及战火的漫延，使土地、庄园、商铺、钱庄、作坊、工场等都无法带走，而金银太重、珠宝太招眼、名瓷又易碎，如带上唐宋元明清的名家书画，可谓是物轻价重、可抵万金，甚至价值连城。于是中国历史上不少书画珍品就随着这些逃难的人群，风尘仆仆地集聚于十里洋场，从而形成了上海第一次的书画文物收藏高潮。在这个时期，亦出现了像吴大徵、高邕、胡公寿、狄子平、张子祥等收藏名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流的国际大都会城市，其经济、商贸、文化的辐射力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扩大至东南亚及欧美。正是由于金融业的发达和工商业的繁荣，为收藏奠定了厚实的财力。而一批书画鉴赏家的出现，又使收藏拥有了考辨的名家。如吴湖帆在1934年就以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及董事的身份接受故宫邀请，前往北京鉴定文物并任故宫评审委员。1935年，故宫博物馆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前往上海预展，吴湖帆又以审察委员的身份负责整理。张葱玉在1934年受聘为北平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张大千则在1935年应聘故宫博物院近代专门委员。海派收藏正是在这种社会开放、经济活跃、人文昌盛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一个中兴期，从而使商都海派的收藏和皇都北平的收藏形成了南北辉映之势。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在这之前，已有大片国土沦陷，来自各地的大量难民涌入租界，据有关记载，此时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已达166万之多，而实际上的远远不止这些。在这国难当头、外族入侵之际，那些士绅商贾、官僚巨富及名门望族之后亦带着不少书画文物逃到租界内，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品种之全都远远超过第一次。从1937年8月13日至1942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进入租界时止，孤岛内的书画文物收藏十分频繁，从而使海派收藏奠定了“半壁江山”的历史地位，并涌现了像庞元济、王一亭、吴湖帆、张大千、张葱玉、王季迁、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这样一批收藏家精英，这也是海派书画收藏家中最具实力与造诣的大师群体。海派书画收藏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孤品、名品都是在这一时期汇集的。

　　海派书画收藏的第三次高潮则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批国民党的高官要员及一些老板商人集聚上海，准备出走台湾或海外，他们亦随身带了一批珍贵的历代书画，由于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动荡，机票、船票的疯涨等原因，使他们只得抛出一些书画藏品，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的名家范围之中，如范宽、马远、米芾、黄公望、倪云林、仇英、文徵明、董其昌、四王、四僧等。这次海派书画的收藏在数量上虽不及前一次，但在名家名作上还是有特色的，从而亦涌现了像刘靖基、钱镜塘、唐云、钱君匋等一批收藏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