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石大家陈介祺密藏“毛公鼎”

　　陈介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其收藏的金石成为中华文化与当今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他所创编的《十钟山房印举》已成为印学研究的经典。

　　商承祚先生曾感叹：“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 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的陈介祺。”

鉴精藏富 治学严谨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蕝斋，金石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其父陈官俊，清朝道光年间出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而且是道光皇帝的老师。陈介祺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陈介祺酷爱金石文字的收集与考证，常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介祺对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

　　他在京时，目睹清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黑暗，1854年(咸丰四年)借母丧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回潍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他收集到秦代“铁权”(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蕝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

深锁密藏“毛公鼎”30年

　　陈介祺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毛公鼎驰名中外。毛公鼎是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完好无损的稀世珍品，系西周宣王的叔父毛公所铸造，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也是金文的经典名作。毛公鼎鼎内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统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这篇皇皇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陈介祺以3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他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惟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

　　陈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又继续藏了20年。到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氏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待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抗战结束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无力保鼎。上海一个大商人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抗战胜利之后一定将鼎捐献国家。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万印楼”藏玺印7000余方

　　金石大师陈介祺的“万印楼”，是陈介祺存放金石文物的建筑，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50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藏有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泉镜镞各式范1000件。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

　　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辰180周年时正式开放，陈介祺故居占地约1公顷，多年来历经沧桑劫难，现在仅存东楼及两座大厅，位于潍坊城区芙蓉街北首，占地约377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东楼上下两层即享誉海内外的“万印楼”。

　　此外，还有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