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私立博物馆的中国困境

    2003年“非典”肆虐，博物馆被迫关门几个月，重新开张后，李松堂竟产生了一丝遗憾：“如果再停业一阵子多好，明天开始我又要负债了”

    2008年1月底，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在公立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消息沸沸扬扬之时，一些私立博物馆的馆主们开始私下嘀咕：公博免费了，我们怎么办？“民间博物馆一定要收费！本来准入条件就高，维持又都是在贴钱，再免费就更没人有积极性了。”北京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馆主李松堂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他的博物馆开在北京琉璃厂东街，地段不错，却门可罗雀。同在北京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的馆主路东之则有不同的见解：“起码免费可以先把观众带进来，从这个角度说，我愿意接受。”他提到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韩永前段时间曾感慨，首博算是在各方面下了大力气经营的，观众也只是每年70万人次，大型公立博物馆尚且如此，小规模的私立博物馆更可想而知了。在国际上，私立博物馆是博物馆业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大方向。作为民间文化搜集、传承的载体，私立博物馆仿佛一个个散落的文明碎片，拼接出不同的历史侧面。而在中国，这一“新生事物”存在着种种艰辛与悖论。

    从个人玩家到大老板

    2006年7月出炉的《中国私立博物馆管理与发展研究》的课题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约有300所私立博物馆。除了完全由私人开办经营外，还有民办企业出资、合伙出资、集体出资、股份制出资、民办公助等方式。“私立博物馆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较快发展，但事实上此前就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教研室副教授宋向光对本刊记者说。他是上述课题报告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据宋向光介绍，研究界公认，清末实业家张謇于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国人创办的最早的私立博物馆，此后由于历史动荡，这一领域几乎没有发展。1949年后，国家兴办了大量的公立博物馆，将文物保护作为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务，导致民间文物收藏活动急剧萎缩。改革开放后，私人经济成分的发展才使得私人收藏重新成为可能。上世纪80年代，上海等地出现一些以家庭收藏为主的“私人博物馆”，主要出于收藏者与同好之间的交流和研究需要，场馆一般设在馆主家中。“这些都是自发性的，没有经过任何审批，可以算是当代私立博物馆的雏形。”《中国文物报》总编室副主任李文昌对本刊记者说，那时的个人收藏主要以非文物门类为主，例如火花、算盘、筷子等等，对公立博物馆有个拾遗补缺的作用。接着，民间开始有很多收藏人士呼吁批准建立私立博物馆，并以不同的尝试争取合法身份。

    1996年，北京市文物局批准了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终于打破僵局。一时间，民间收藏人士纷纷咨询，媒体广泛报道。这是私立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高潮出现在200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重新公布实施之后。新文物法将原来的“流散文物”改为“民间收藏文物”，对民间收藏从歧视改为肯定，并规定“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这一规定提高了建立私人博物馆的积极性。“现在又出现了新特点，以前是个人玩家多，现在大老板多了。”李文昌说。这些新玩家大多经济实力雄厚，来自地产业、餐饮业等。

    1999年，富华国际集团的女富豪陈丽华斥资2亿元兴建了中国紫檀博物馆；2006年，成都建川实业集团老总樊建川投资5亿元创办了建川博物馆聚落，等等。

    “我个人更看好这种企业家办馆的模式，他们有经济实力做后盾，纯粹由个人做压力太大。”李文昌说。

    困境、身份和钱

    2004年，李文昌去东南一带考察，参观过江浙的私立博物馆之后，他发现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民办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民间收藏最活跃的地域”，民办博物馆的处境却“相当凄凉”。当时在杭州市，正式注册的民办博物馆只有四家，而正常开放的只有三家，其中一家还是马未都观复博物馆在杭州的分馆。“真正是浙江人开办的只有两家，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两家。一家寄居在自己家中，一家在无奈中苦盼。”李文昌在随后的文章《民办博物馆调查–––––东南考察笔记》中写道，通过与北京、上海等地的状况比较，他得出结论：“显然，民办博物馆的困境是全国性的。”

    最大的困境，是身份不明。

    从表面现象来看，私立博物馆现在仍没有统一的身份界定。博物馆业界、行政管理部门、研究者们对其的命名充分展示出汉语的丰富博大：“私立”、“私人”、“民办”、“非政府办”、“民间”、“民营”????而今年文化部新拿出的《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则称之为“非国有”。2002年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更换法人证时，新的身份是“民办非企业”，这令他无所适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马未都无奈地说：“我们一不是国有二不是企业，是什么也不知道，等于中国护照上写你‘不是日本人’，既出不了国也干不了事。”最困扰私立博物馆的，是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而国有文物是不允许公民个人或法人买卖的。

    如此，进行出土文物收藏的私立博物馆就陷入悖论之中：按法律，他们藏品的所有权和来源可能都是非法的；但法律又鼓励私人收藏，并允许私立博物馆本身作为收藏机构的存在。2002年，李松堂开办北京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前夕，曾受到文物局稽查处的突击检查，当场宣布他收藏的出土文物为非法所有，就地封存。

    制度带来的身份困境之外，资金短缺是私人博物馆的另一突出难题。

    租用场地、购置和制作陈列用具、布置展厅、聘用人员、水电耗费各种花销让资金并不雄厚的私立博物馆馆主遭受巨大的压力。寥寥的门票收入显然难以维持运营费用，私人馆主们不得不拿自己的其他收入补贴。李松堂的场馆是个人私房，但每年仅水电、工作人员工资等就要6万元左右。2003年“非典”肆虐，博物馆被迫关门几个月。重新开张后，李松堂竟产生了一丝遗憾：“如果再停业一阵子多好，明天开始我又要负债了。”据《中国私立博物馆管理与发展研究》调研，2000年7月在沈阳市新城子区开放的王氏博物馆，2001年收入7000元，2002年收入1万元，2003年受“非典”影响只收入1000元钱。相比之下，一些资金雄厚的企业、财团或实业家办的博物馆，在“钱”上的困境主要在经营管理上面，因不熟悉博物馆业模式而导致运营危机。

    最典型的当属云南昆明的翰荣轩文化艺术博物馆，开放后每月水电费就要4万多元，加上建馆时上千万元的债务，开馆两年后就陷入财务危机，最终由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出资购买了该馆收藏的部分文物。

    将个人资产转为社会资产

    期待政府的支持与扶助，是各私立博物馆的共同愿望。

    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考虑，会适当给当地的私立博物馆一些补助或者奖励措施，但在全国范围内，尚看不到往此方向变化的迹象。

    在今年2月份公布的《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国家鼓励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

    “我们也希望能够对私立博物馆进行扶持，但具体是否实行奖励或者补助措施，并不是在我们管辖范围内，这需要财政、民政等其他部门通盘考虑，我们只能提出建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辛泸江对本刊记者说。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刘超英表示，北京市文物局对私立博物馆的发展一直“积极扶持”，这主要体现在对开馆人的指导上。刘超英说，很多人虽然热爱收藏，但对开办和经营博物馆属于门外汉。每次审批新的私立博物馆时，博物馆处都会请专家来辅导，从头开始一点点讲起。“目前私立博物馆期待像公立博物馆一样得到财政拨款不太可能。”宋向光副教授说。他介绍，有些国外的私立博物馆要通过一定手续将个人资产转为社会资产，才能成立董事会或借助基金会作为托管机构。这方面，马未都的观复艺术博物馆是个很好的中国范本。2004年，马未都在观复博物馆内实行理事会制度，有十余名自然人担任理事，共同对博物馆进行管理，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将博物馆真正从个人财产转为社会财产。“理事会制度是值得借鉴的经营模式，国外很多成功的博物馆也是这个制度。”李文昌介绍道。参与起草了《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他认为，条例有鼓励理事会制度的含义。（记者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