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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樊建川，1976年入伍，有过11年军龄，当兵期间曾接受过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阎吾采访，其事迹上过1978年10月14日解放军报。其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写过书、搞收藏……被收藏界称为“抗战文物民间收藏第一人”，现在是建川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
与樊建川相识已8年，用这个曾经当过10多年兵、对抗战文物痴迷的收藏家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全民族抗战的时间！
樊建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去年底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以20亿元的个人资产被排在第397位。而在樊建川看来，自己“根本没那么多钱”！从2003年7月开始，这个狂热的抗战文物收藏家，开始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鼓捣起以他名字命名的建川博物馆！近日，记者来到建川博物馆，仔细浏览了5个抗战主题展览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和2个抗战主题广场（中国壮士大型主题群雕广场和抗战老兵手印广场）。
倾囊不悔记一痛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兵上军校时开始迷恋抗战文物收藏，到现在不惜斥巨资打造这个颇具规模的博物馆，他收藏抗战文物近30年，期间所经历的艰难和挫折，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
樊建川坦言，自己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与其心中的军人情结有很大关系。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战老兵，他自己也是一个有过11年兵龄的军人。在他看来，抗战文物是历史的旁证，这些久经岁月洗礼而愈显沧桑痕迹的物件，让人仿佛嗅到了那些消逝已久的硝烟，也复苏了国人日渐陌生的抗战血性。
樊建川介绍说，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不愿意直面当年的侵华战争，是因为一些日本右翼分子顽固地狡辩，指控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所犯罪行的证据“不足”。“那好！我来做这个工作，收集他们的罪证。我要让日本右翼分子在这些具体的证据面前低头认罪。”
为了收集抗战文物，樊建川这些年来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以及亚美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建设这个庞大的博物馆，到目前为止，樊建川已经花去5个多亿。“按照我的计划和设想，到博物馆全部完工并运转正常，大概还要一个8年抗战时间，总共还需投入6个亿左右。”他向记者坦言：“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跟不上，我现在得想办法落实这6个亿的缺口呀。”
樊建川的这席话不像是哭穷。8年前记者眼中的他还是满头黑发，8年后的今天，记者面前的他头发已经白了一多半。
追逐一生中最重要的梦想
建川博物馆占地500亩，工程巨大。2003年7月规划筹建时，包括记者在内的几乎所有旁观者都觉得这仅仅是他的一个理想主义追求。但是仅仅两年后，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他的博物馆如期对外开放。
樊建川把建设这个博物馆看作是自己一生要实现的最重要梦想，是自己精神家园的物化和生命意义的凝聚。
樊建川始终认为，一个人不能没有责任心，一个民族不能失去血性，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经受过太多的苦难，“我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增强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
樊建川现在的身份是成都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董事长，但是这个企业家的身上却有着太多的社会责任感。与许多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家一样，他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恩之情：“我能领导一个企业，首先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改革开放政策。”
他一直认为，一个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军人无疑是幸运的，即便转业或退伍到地方，也有条件具备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转业退伍军人一定要跟上时代潮流，社会上有很多岗位需要我们转业退伍军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记住一句话：“军人在战场上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干不好？”
做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
在樊建川看来，自己经商致富后建设民间抗战博物馆，是回报社会的一种选择。“改革开放让我有了发展平台，让我有机会积攒一定财富。但是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广义上讲，一个人所有的财富最终都会成为社会财富，全民共享。因此，我总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财富在我手里只是暂时的，我只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要好好利用它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
与樊建川交谈，你能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在他看来，一个民族里注定需要一部分人担当更多的责任，从而让大部分人过得更好。他把建立抗战博物馆看作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象征，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博物馆也是一种慈善行为，只不过这种慈善的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类人。
尽管这个抗战博物馆是他倾其个人所有建起来的，但他从来没有把博物馆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去年12月，他正式立了遗嘱：在他去世后把他收藏的文物连同博物馆全部赠给社会。
在樊建川的眼里，每件抗战文物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凡的故事，都传承了不屈而执着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今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