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古玩与收藏的“古玩”一事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由文人墨客的雅事开始。从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到南北朝梁元帝萧绎,独目好学、工书善画,集录《碑刻》一百二十卷,开金石文字著录之始,到唐太宗李世民爱王右军之书如命,终得“兰亭”而陪葬。“古玩”这词以清乾隆为大众所普用,据书载录最早叫“骨董”或“古董”。意为“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因肉腐而骨存也;董即明晓也。骨董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 “古玩”一说乃“古董”演变而来。
“古玩”之兴旺到清中乾隆时期最为鼎盛,因国泰民安,而且乾隆本人酷爱书画,因得王右军三宝而设“三希堂”,他一生收集书画无数并自加题跋,真可谓开一代帝皇收藏之先河。在民间“古玩”最早于文人墨客之间开始,他们把前人之物当作“赏玩”之器相互交流馈赠,所以高雅之器有“把玩”之说,由于“古玩”之器按当今之说亦叫 “文物”。古往今来当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一旦流入到市场,其影响便会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从皇宫内院到民间百姓个个趋之若鹜,使民众免不了有收藏玩赏的欲望。
由于有市场也就出现 “古董”买卖这一行业,也造就了一大批“古董商”。他们的出现把古玩市场做得热气腾腾,吸引了无数“古玩”淘宝者加入其中,有市场便有造假,因此出现了大批造假之徒混迹其中,他们以获取暴利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古董商”这一行业在解放后便开始公司合营,称为文物商店,私人经营文物一律取消,凡私营文物者称之为“文物贩子”。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的提高使人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收藏热又慢慢复兴起来。时至今日,很多人便把“古玩”当作投资的项目。
其实,所谓“古玩”首先看重的是它的玩赏性,突出一个“玩”字,但作为“古董”其价值还在于一个“古”字,也就是具有一定的时间磨砺和收藏价值,至于“董”,懂也,收藏者、玩赏者需要一定的辨识鉴赏能力,或者见于玩中获得并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才更有趣味。
在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有很多古玩名店,其大部分古董商中有很多精于鉴赏,收藏丰富,而且不乏为爱国之士,对文物保护而免遭流失海作做了不少贡献,如孙瀛洲、罗振玉、赵佩斋、范岐周、郭世五、岳彬等等。但亦有见利忘义者,其典型人物如延古斋之创办人赵鹤舫,此人得之陕西昭陵唐太宗墓石刻浮雕“昭陵六骏”为稀世珍品,便趁袁世凯称帝建宫苑之机骗得公函,远赴陕西将“昭陵六骏”的其中两块精品“拳毛马呙 "、"飒露紫"浮雕盗走,于1914年卖给了美国的古董商人,后该两张浮雕运到美国,现藏于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内。
收藏应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收藏本来是一件乐事,可以通过收藏了解历史和文化,如果收藏者没有文化底蕴,而把它当作一件纯商品购买而跟着市场走,那么就变成了投机,很容易被市场所"忽悠"。今年,上海的一次华人收藏家大会"杨澜与收藏家对话会"上,世界著名的华人收藏家拍卖第一人张宗宪先生语出惊人,他说:"与前人相比,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他认为真正的收藏家不是靠一两年的收藏得来,至少要有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到最后把藏品捐给博物馆或相关学术机构,这才能算真正的收藏家。张宗宪先生认为现在很多所谓的收藏家几乎都是以做生意为目的,有的今天买了,过了些日子就又放到别的拍卖行卖了。这不是收藏,而是投机。对当前市场赝品泛滥,张宗宪先生认为与收藏界的投机有很大的关系。
能称得上收藏家的不能不说张伯驹、潘祖荫这两位爱国之士。张伯驹是我国最著名的书画家、诗人、文物收藏家。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国画大师刘海粟称他是"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奇峰"。他家财巨富、喜爱文物,为了保护国宝,毁家纾难。能于乱世为免国宝流于海外,不惜变卖家业,购得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 《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并把这些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捐献于国家。在 "反右"和"文革"中屡受磨难,但张伯驹的爱国精神至死不渝。当初为一件《游春图卷》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甚而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 "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际遇,成为久传不衰的佳话。对于斥巨资购藏品并用心血保护的文物精品,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看作是全民族的文化遗产。他所捐赠的珍贵文物现已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后者,潘祖荫、江苏苏州人,清末光绪年间曾任大理寺卿,有恩于左宗棠。左宗棠后任陕甘总督时购得大盂鼎,为报答潘祖荫的营救之恩,将大盂鼎赠给潘祖荫。大盂鼎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中的可贵珍品。潘祖荫得大盂鼎后又购得大克鼎,为保护这两件珍稀文物,潘祖荫定下"谨守护持、绝不视人"的规矩。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女潘达于保护。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人为了得到"大盂、大克"二鼎,数次到潘家挖地三尺,想抢得此鼎,后因潘达于埋藏得密,使二鼎免遭厄运。解放后,潘达于便将二鼎捐献了上海博物馆,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中外古玩"收藏家"其文化价值取向各有不同,海外收藏家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中国的收藏家则更看重经济价值。如外国收藏家喜欢元、明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简单,文化底蕴深厚,通常要很高的艺术修养才能够欣赏。而中国人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如粉彩。其次,海外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而不是无目的样样皆藏。比如香港著名收藏家葛师科,系统收藏明代经典瓷器,他的"天民楼"藏瓷可以与国家博物馆媲美。国内的"收藏家"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市场不稳定,收藏不成规模,而海外的收藏家收藏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典型藏品,并不十分注重藏品的价格。
在收藏的"表象"与"内在"里,西方人对古玩的欣赏强调的是文化体现,而中国人更加注重财富的表现力。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人艾克写了一本《中国家具图考》;上世纪七十年代有被誉为中国文物教父的美国人安思远,也曾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家具》;由于这两本书大大推动了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家具的认识,掀起了中国家具在国外的收藏热潮,事实上将国内家具收藏热潮也带动起来。
因此,我们今天的所谓"收藏家"应否改变一下收藏观念,通过对前人的学习和借鉴,并吸收国外成熟藏家的审美观点,将收藏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古玩”一事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由文人墨客的雅事开始。从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到南北朝梁元帝萧绎,独目好学、工书善画,集录《碑刻》一百二十卷,开金石文字著录之始,到唐太宗李世民爱王右军之书如命,终得“兰亭”而陪葬。“古玩”这词以清乾隆为大众所普用,据书载录最早叫“骨董”或“古董”。意为“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因肉腐而骨存也;董即明晓也。骨董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 “古玩”一说乃“古董”演变而来。
“古玩”之兴旺到清中乾隆时期最为鼎盛,因国泰民安,而且乾隆本人酷爱书画,因得王右军三宝而设“三希堂”,他一生收集书画无数并自加题跋,真可谓开一代帝皇收藏之先河。在民间“古玩”最早于文人墨客之间开始,他们把前人之物当作“赏玩”之器相互交流馈赠,所以高雅之器有“把玩”之说,由于“古玩”之器按当今之说亦叫 “文物”。古往今来当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一旦流入到市场,其影响便会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从皇宫内院到民间百姓个个趋之若鹜,使民众免不了有收藏玩赏的欲望。
由于有市场也就出现 “古董”买卖这一行业,也造就了一大批“古董商”。他们的出现把古玩市场做得热气腾腾,吸引了无数“古玩”淘宝者加入其中,有市场便有造假,因此出现了大批造假之徒混迹其中,他们以获取暴利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古董商”这一行业在解放后便开始公司合营,称为文物商店,私人经营文物一律取消,凡私营文物者称之为“文物贩子”。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的提高使人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收藏热又慢慢复兴起来。时至今日,很多人便把“古玩”当作投资的项目。
其实,所谓“古玩”首先看重的是它的玩赏性,突出一个“玩”字,但作为“古董”其价值还在于一个“古”字,也就是具有一定的时间磨砺和收藏价值,至于“董”,懂也,收藏者、玩赏者需要一定的辨识鉴赏能力,或者见于玩中获得并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才更有趣味。
在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有很多古玩名店,其大部分古董商中有很多精于鉴赏,收藏丰富,而且不乏为爱国之士,对文物保护而免遭流失海作做了不少贡献,如孙瀛洲、罗振玉、赵佩斋、范岐周、郭世五、岳彬等等。但亦有见利忘义者,其典型人物如延古斋之创办人赵鹤舫,此人得之陕西昭陵唐太宗墓石刻浮雕“昭陵六骏”为稀世珍品,便趁袁世凯称帝建宫苑之机骗得公函,远赴陕西将“昭陵六骏”的其中两块精品“拳毛马呙 "、"飒露紫"浮雕盗走,于1914年卖给了美国的古董商人,后该两张浮雕运到美国,现藏于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内。
收藏应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收藏本来是一件乐事,可以通过收藏了解历史和文化,如果收藏者没有文化底蕴,而把它当作一件纯商品购买而跟着市场走,那么就变成了投机,很容易被市场所"忽悠"。今年,上海的一次华人收藏家大会"杨澜与收藏家对话会"上,世界著名的华人收藏家拍卖第一人张宗宪先生语出惊人,他说:"与前人相比,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他认为真正的收藏家不是靠一两年的收藏得来,至少要有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到最后把藏品捐给博物馆或相关学术机构,这才能算真正的收藏家。张宗宪先生认为现在很多所谓的收藏家几乎都是以做生意为目的,有的今天买了,过了些日子就又放到别的拍卖行卖了。这不是收藏,而是投机。对当前市场赝品泛滥,张宗宪先生认为与收藏界的投机有很大的关系。
能称得上收藏家的不能不说张伯驹、潘祖荫这两位爱国之士。张伯驹是我国最著名的书画家、诗人、文物收藏家。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国画大师刘海粟称他是"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奇峰"。他家财巨富、喜爱文物,为了保护国宝,毁家纾难。能于乱世为免国宝流于海外,不惜变卖家业,购得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 《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并把这些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捐献于国家。在 "反右"和"文革"中屡受磨难,但张伯驹的爱国精神至死不渝。当初为一件《游春图卷》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甚而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 "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际遇,成为久传不衰的佳话。对于斥巨资购藏品并用心血保护的文物精品,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看作是全民族的文化遗产。他所捐赠的珍贵文物现已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后者,潘祖荫、江苏苏州人,清末光绪年间曾任大理寺卿,有恩于左宗棠。左宗棠后任陕甘总督时购得大盂鼎,为报答潘祖荫的营救之恩,将大盂鼎赠给潘祖荫。大盂鼎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中的可贵珍品。潘祖荫得大盂鼎后又购得大克鼎,为保护这两件珍稀文物,潘祖荫定下"谨守护持、绝不视人"的规矩。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女潘达于保护。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人为了得到"大盂、大克"二鼎,数次到潘家挖地三尺,想抢得此鼎,后因潘达于埋藏得密,使二鼎免遭厄运。解放后,潘达于便将二鼎捐献了上海博物馆,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中外古玩"收藏家"其文化价值取向各有不同,海外收藏家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中国的收藏家则更看重经济价值。如外国收藏家喜欢元、明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简单,文化底蕴深厚,通常要很高的艺术修养才能够欣赏。而中国人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如粉彩。其次,海外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而不是无目的样样皆藏。比如香港著名收藏家葛师科,系统收藏明代经典瓷器,他的"天民楼"藏瓷可以与国家博物馆媲美。国内的"收藏家"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市场不稳定,收藏不成规模,而海外的收藏家收藏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典型藏品,并不十分注重藏品的价格。
在收藏的"表象"与"内在"里,西方人对古玩的欣赏强调的是文化体现,而中国人更加注重财富的表现力。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人艾克写了一本《中国家具图考》;上世纪七十年代有被誉为中国文物教父的美国人安思远,也曾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家具》;由于这两本书大大推动了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家具的认识,掀起了中国家具在国外的收藏热潮,事实上将国内家具收藏热潮也带动起来。
因此,我们今天的所谓"收藏家"应否改变一下收藏观念,通过对前人的学习和借鉴,并吸收国外成熟藏家的审美观点,将收藏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