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时代印记:荣氏家族百年沉浮 荣智健被迫"硬着陆"
荣智健
2009年4月8日，香港最知名的商人之一、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而在5天前，作为对中信泰富涉嫌虚假陈述和串谋欺诈行为调查的一部分，香港警方搜查了该公司总部。
荣智健及其所代表的荣氏家族的命运，一直被公众高度关注。曾经的中国式民族工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广泛联系，不但给荣智健这位资本运作的长袖善舞者提供了远较他人华丽的舞台，也提供了他个人成长的非凡际遇。荣智健黯然谢幕，但荣家的故事显然远未结束。
〉〉〉申新纺织大危机
75年前的1934年，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代表之一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其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
1934年7月4日，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当天的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这一事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荣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纺织是荣氏兄弟立业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拥有当时中国五分之一的纱锭。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
荣氏老大荣宗敬，向有“扩展力求其多”的发展理论。荣德生的女儿荣漱仁对此的回忆是，两位老人家从无置产、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积蓄皆用来添机建厂，更新设备。荣宗敬更有名言“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但大哥荣宗敬这种“靠一文钱做三文钱事”的方式，在弟弟荣德生看来，乱世中的任何风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
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美国颁布意在补贴白银生产商的《白银购买法案》，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开始收购白银，世界银价因此飞涨。
中国白银外流，直接导致了银元危机，通货紧缩，人心浮动。
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而荣氏老大荣宗敬的投机失败，也加剧了荣氏企业的困难。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终于巨亏1000多万。
这立即加剧了荣氏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以申新纺织而言，其全部资产为6800万，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
此时，债权人索债日频，却已经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荣宗敬，若非要走这条路，各银行则要求申新纺织内部必须进行“倒阁运动”，逼荣宗敬让出总经理的位置。
荣宗敬自1933年起，就不断给国民政府的人写信寻求援助。而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陈公博给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财政部拨款三百万为由，接管申新纺织。
由此种种，荣家彻底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纺织情况越来越紧急。到了当年6月，需向银行还款500万，此时的荣宗敬已经毫无办法。
最后关头，荣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纺织。他连夜赶到上海，与银行商量，将荣家面粉厂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价证券全部抵押做担保，终于向银行借到500万，渡过了这一生死时刻。
而最后，这次危机仍导致两个纱厂因此停工，近4000工人失业。
〉〉〉孤岛中求生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却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然而只过两年，情况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依靠“上海市民协会”为其寻求保护，这是一个日军变相成立的带有“维持会”性质的组织。
仅仅几天后，荣宗敬与长子溥仁匆匆离开了上海，从水路启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荣宗敬每日以泪洗面。
〉〉〉公私合营考验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的臁?/P>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荣智健被迫“硬着陆”
中信泰富是一家综合性的实业公司，其前身为泰富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泰富发展)。事实上，说中信泰富是荣智健一手打造的一个公司，并不为过。
1979年10月，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后来的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在香港的分公司中国国际信托(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香港)也同步建立。1987年，已经在香港奋斗8年，并赚得第一桶金的荣智健正式加入中信香港，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智健任职之后，首先向中信集团要求人事和经营的决策权。在得到中信集团的许可之后，中信香港从此正式步入荣智健时代。第二年，泰富发展更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意即后来的中信泰富。
中信香港一直把中信泰富视为大陆的一个融资窗口战略性资产的收购平台。凭此背景，中信富泰的商业帝国版图，在1990年至今的不到20年间，已经从房地产、贸易延伸到隧道、民航、水厂、发电、公路等战略资产范围。
荣智健本人在“中信泰富”的股份，也经历了显著变化。1996年，中信集团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票给以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荣智健持股上升到3.8亿股，成为仅次于中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荣智健本人也藉此三次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其实，荣智健以67岁之龄仍任职中信泰富主席，已经破了中信集团60岁退休的人事规定。去年10月，中信泰富爆出投资澳元巨亏155亿港元消息后，中小投资者纷纷给予荣智健以辞职压力。中信集团内部部分高层也认为，应该立即令荣智健辞职。但碍于荣智健本人的家族背景，中信高层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决。截至2009年3月25日，中信泰富香港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荣智健仍坦言，“目前仍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而该公司的业绩显示，中信泰富在2008年净亏127亿港元，总负债与2007年同比翻番。
事情的演变之剧烈，已经由不得中信集团从容做出决策。期间，中信泰富财务董事张立宪及财务总监周志贤被迫引咎辞职。作为财务部主管的荣智健长女荣明方，被降职减薪。目前荣明方是中信泰富集团财务部的董事、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主席，同时兼任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公司董事。
“去年年底，荣智健如果自己请辞，不仅可以保留荣家在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的位置，还可以选定接班人，为子女在中信泰富的前途留一条道路。”前述接近中信高层的人士表示。但荣智健并没有选择退却。
事情的急剧转机发生在4月3日。3日9时左右，20多名香港警方商罪科探员到达中信泰富集团，搜查了中信泰富高层人员的办公室，并带走多箱档案及电脑等证物。香港警方的高调介入，使荣智健辞职一事最终提上日程。
显然，一个属于荣智健的中信泰富时代已成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