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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一个课题组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该报告称：“2010年，北京‘居民安全感逐年提升’，但是‘幸福指数再创新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如果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配的差距，“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升至0.49”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全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位于前10位 。
这些数据表明，不仅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我国居民的幸福指数或福利水平下降，而且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或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
市场价格机制紊乱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同时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人们似乎更多地从通货膨胀的角度关注价格现象，而忽略了价格的收入分配功能。比如苹果的价格从每公斤8元上升至10元，那么相对于价格上涨之前，每购买1公斤的苹果将有2元的增量财富从购买者转移到出售者手中。因此商品定价机制的紊乱，必然导致财富的再分配效应。因此价格欺诈行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两类现象同时并存或绝非偶然。
商品只能给购买者或消费者带来一次收益，比如苹果，啃完了，其收益也就终结了。但住宅、股票属于资产，它们能够给购买者带来长期的收益。比如持有股票期间，我们可以从上市公司获得每年的红利;持有住房，我们可以节约每年的租金支付，或者可以收取持有期间每年的租金。但是，除未来收益期长短的区别之外，资产定价机制的紊乱，与商品定价机制的紊乱相同，也导致了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
我们首先来看楼市。迄今“楼市调控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但以北京为例，2010年“12月新增项目的售价……环比11月上涨了5%……12月预售供应均价达到每平方米26599元，环比11月上涨了12.6% ”。房价持续上涨，如果交易的是二手房，是不是意味着财富从新房东向老房东转移?如果交易的是新房，是不是意味着财富从购房者向售房者、出售土地的地方政府转移?
我们再来从两个视角关注股市：
首先我们来看一级市场。2010年“A股IPO募资额全球最高……造富神话上演，A股上市公司诞生824位亿万富豪”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2010年“A股市场的新股频频出现发行价高、市盈率高、募资额高等问题”。为什么A股市场一年间诞生了这么多的财富新贵?是不是存在从新股购买者向发行新股的上市公司及其原有股东转移财富的现象?新股发行定价是不是存在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导致财富转移的根源之一?
我们再来看二级市场：内幕交易、坐庄操纵股票价格，都有可能导致投资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以黄光裕利用中关村资产重组的内幕交易一案为例，2007年4月27日至6月27日间，黄光裕指令他人利用多个个人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976万余股，获利348万余元;2007年8月13日至9月28日间，黄光裕再次指使他人利用79个个人账户购入中关村股票1.04亿余股，获利3.06亿余元。而此后，中关村的股票价格从2007年9月28日的14.76元下跌至2008年11月4日的2.48元 。黄光裕等人的获利，是不是散户的损失?这是不是意味着财富从散户向大户转移?
再以林忠操纵山煤国际一案为例，2010年“6月1日14时58分至收盘期间” ，“林忠利用资金优势，控制两名亲属的证券账户，采用对倒方式以涨停价大量申报买卖山煤国际股票” ，导致“山煤国际价格大涨13.7%” 。我们观察到，自2006年3月至2007年9月，山煤国际股票价格上涨了767.30%，假设庄家吸筹的资金为3000万元 ，一年后净赚2.3亿元!散户此时支付2.3亿给庄家接下庄家的盘子，至2008年9月，财富缩水69.95%，净损失1.61亿元!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操纵行为扰乱了市场的定价功能，从而导致财富从散户向庄家的转移?根据我们的估计，2004年至2007年，整个股市自散户转移至庄家的财富约有3271亿元，占2009年GDP的1%。
综合上述分析，正如同商品价格欺诈将导致财富分配效应一样，楼市和股市的定价泡沫，也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的财富再分配，当然更有可能是导致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资产定价泡沫和商品市场的价格欺诈一样，或许都可以解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程度扩大的一个线索。
政府有关部门在加大对商品市场价格欺诈行为监管力度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加大对资产市场定价泡沫的监管?这就是我们对楼市、股市等资产市场进行个案研究的原因所系，也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