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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王江——
摩根大通又出了一个大窟窿。其2008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宣布，公司继续减记26亿美元。
自此，摩根大通与次贷相关的损失达到了126亿美元之巨。
相对来说，摩根大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损失还不算多的。美林、瑞银等“前辈”早已付出了百亿美元以上的“学费”，而且窟窿尚未见底，而贝尔斯登则“灰飞烟灭”。
前几年红红火火的华尔街如今变得“尸横遍野”，金融业在穷于应对的同时，将矛头对准了曾经的“偶像”——格林斯潘。低利率和放松管制这两项原本被认为其功绩的行为，瞬间成了“千夫所指”，格老则显得有点悲愤和委屈。到底是“其兴也格老，其亡也格老”，还是说人们仅仅是为这场危机找一个替罪羊？为此，本报就一些热点问题专访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的瑞穗讲席教授王江，以飨读者。
低利率推升美国楼市泡沫
《21世纪》：美国在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对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的评价逐渐开始逆转，从最伟大的央行行长，转变为现在更多人所谓的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似乎格老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拥有一人兴邦、一人丧邦的权力，那么格老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王江：我觉得目前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将宏观经济某些方面的变化过度归咎或归功于格林斯潘过去所实行的货币政策。另一个是认为目前的状况和格林斯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
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都非常清楚，央行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等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但以经济状况来评价相关政策的时候会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政策影响很难评估。因为任何一个政策实行之后，同时也会有其他因素在变化。这不是做自然科学实验，可以通过控制其他变量来观察某一方面的影响。
其次，弗里德曼早已指出，人们很难确定政策发生作用的时间周期。
再次，宏观货币政策是对总量的控制，是一种粗钝的工具，而它具体对经济哪一部分的影响会比较显著，则往往不是那么明确的。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有些影响可能并不见得是事先可以预想到的，也不见得是决策者所期望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认为如今的危机完全是之前宏观政策的结果，这种看法可能有点过分。楼市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因为楼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局域化的市场，所以很多人认为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不会很大。
然而，现在美国楼市出现的问题跟格林斯潘时期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有关系的。虽然楼市属于局域化市场，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楼市之所以是局域化市场是因为需求的局域化。这不像股票，它的需求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范围的。房屋一般是当地人在购买，因此需求经常也是由当地经济情况决定的。但后来出现了投机性买房，比如北京人并不是只在北京买房，也可能到三亚，到上海去买房。所以需求有一定的成分已经开始非局域化。
第二，融资的容易程度也是驱动需求的因素之一。如果借贷标准下降，利率非常低，那么这的确可以在总体上推动需求，而这个因素是全国性的。一旦总体利率下降，借贷容易了，那么各个地方的楼市都会得到推动。
回到问题本身，那么我认为把目前所有的结果都归结于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我觉得过于牵强，但认为没关系也太过简单了一点。
《21世纪》：现在很多对格老的攻击都集中在当时的低利率政策上，但很有趣的是，在纳斯达克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现任主席伯南克作为当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委员之一，是最早支持降息的人之一。而且和今天一样，降息这样的决策也是在委员会中投票通过的。那么格老当初的这些想法和主张，是不是也反映了当时美国经济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
王江：这里你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对格林斯潘政策的评价问题。我觉得现在对他的政策提出一些疑问是正常的，但要下结论还是要小心。原因有几点，首先，人们对一项政策的效果，往往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晰，其中的几个原因上面已提到。另外，在决策者做判断的时候，往往存在多种可能性，只能根据已知的信息去做出判断。比如降息可以防止萧条，但也可能造成通胀。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通胀一般主要被理解为商品价格的普涨，但实际上资产价格的普涨也是一种通胀。它不是当前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而是未来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只不过这反映在了资产价格里，因为资产给人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收益。
宽松的货币政策肯定是有风险的，但决策者在做实际判断的时候，只能根据哪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小来做出相应的抉择。当然，实际结果可能和当时的判断不一样。比如当时美联储认为在那个利率水平下，发生通缩和通胀的可能性分别为60%和40%。两相比较，决策层可能会认为60%的可能性比较大，后果比较严重，因而针对通缩调整了政策。但最后实际发生了通胀，是概率40%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说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当时的判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该的。
至于说当时美联储认为通缩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从现在能看到的记录来看，这项决策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开会讨论，最后投票决定的。如果没有新的资料证明当时忽略了某些因素，那也就是说这是多数人比较一致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责任都归到一个人身上，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其对整个政策的制定起到的是一种相对比较强势的作用。首先，他本人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其次，他对于数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一直很受尊重。所以我相信他的想法和分析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会起到一种主导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那么其他人的判断是独立支持他的观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这个问题就较难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