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何必去问候弗洛伊德的母亲

　　因为大学扩招，当然更由于社会整体的深层次原因，大学生的总体学术素质是一代不如一代，反对这一点的人大概不多。笔者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 和80年代的大学生比起来，明显在很多地方自惭形秽。而21世纪后毕业的本科生，绝大多数已经不好意思叫自己是知识分子了。虽然教科书大家用的都差不多，印刷质量更是提高不少，但是核心的学术素质和人品，却不是教科书可以决定的。

　　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读专业英语课时，由于师资不足，学校派了一个80年代末的留校毕业生兼在读博士生来给我们代课。 由于不是主课，这位年轻教师往往海阔天空地乱侃，不过言之有据，我们后辈也听得饶有兴味。有一次这位老兄开始侃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聊得兴起时，座下有个同学插嘴问：老师对自己妈妈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还好，年轻老师脾气比较随和， 只是笑嘻嘻地提醒大家：讨论学术问题不涉及个人隐私和生活，是一个大学生的基本素质。 这句话大概是笔者读大学四年最值得铭记的一条训导，“对事不对人”的思维和争论方式使我受益良多。

　　又如 90 年代有一阵子很流行大学生辩论会，一般是两个大学代表队抽签，然后为了捍卫自己正方或反方的论点而互相辩论。理论上决定胜负的是双方的辩论技巧以及综合修养等，但是实际上评委几乎不会把票投给那些意识形态明显有偏差的一方。 而选手们为了吸引眼球，也往往用一些比较煽情刺激的语言去博得注意力，比如：难道你自己碰到这种事情，也会怎么怎么……令人想起当时达尔文的学术对手，嘲笑他自认是猴子的后代，却没有能力对达尔文的学说本身进行批判。这种把具体个人取向带入讨论主题的辩论方式，具有明显的弄堂或公交车斗嘴风格。辩论会火了几年后就几乎销声匿迹了，除了这个活动本身游戏规则的一些缺陷，恐怕与辩论选选手日益暴露出的糟糕素养也有关系吧？

　　股市是利益场， 要每个人保持“对事不对人”的吵架风度更难。最近大盘暴跌后，很多人开始批斗“空头司令”谢国忠、许小年、侯宁等人。 可能因为攻讦他们的学术和市场观点比较吃力不讨好，于是就有人开始挖掘他们的履历、工作背景、代表的利益集团，甚至还有猜测他们家里的股票仓位的。毁一个人的人品比毁他的观点要容易得多，这种手段在历史上看是屡见不鲜的。

　　如果逼弗洛伊德说出对母亲的性心理， 世界上就不会有心理学家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逼经济学家甚至官员们公开自己的职业利益、股票持仓、家庭资产分布，反而对他们更自由公正地发表市场评论更有好处。只是这种事情要自己识相主动去做，而无须旁人去七嘴八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