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朝末年的股灾全记录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白银2600万两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中外合谋制造的一夜暴富神话，使远东金融中心上海首尝投机的巨大机会与风险。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但受制于气候、土壤及树木的生长周期，橡胶的生产却不能急速扩张，因此橡胶的价格就在上升通道里奔驰起来。

　　伦敦市场，1908年每磅橡胶售价2先令，至1909年底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达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一夜暴富神话

　　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到1910年，在东南亚开发橡胶的公司达122家，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达40家。

　　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1909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即商家、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股票做抵押，贷出款来，又去买新股票，然后再来贷款，再去买股票。而钱庄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觉得“此项股票远胜现金”。甚至有部分自诩视野开阔的人，觉得在上海买还不够，又去伦敦买。

　　伦敦市场的冲击波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暴跌。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24日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

　　后来，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300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300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清政府举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有很多问题。

　　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这次金融风潮真正暴露的是清朝末年古老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在投机狂潮中，政府没有对疯狂的投机采取一点措施，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冲击，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此时能妥为筹划，风波仍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外国银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员不懂现代经济的管理，为了权力的倾轧竟置经济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最后共倒闭钱庄48家，超过了上海钱庄总数之半。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果真破产了。

　　（据《大话明清》欧阳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