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诺贝尔期货”无力提供高回报
投资者要求赎回在情理之中
作者陶短房撰文指出，尽管美国选民如今憎恶“布什主义”(认为小布什比奥巴马表现好的不过40%，认为比奥巴马更差的也有39%)，但从骨子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希望美国在国际间“负责任”、“表现得像一个大国”。如果说，小布什让美军士兵在阿富汗、伊拉克不断丧命令他们沮丧和愤怒，奥巴马“让孩子们回家”的承诺曾让他们欢呼，但他们无论如何不希望，美国人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离开那几片曾令众多“孩子们”流血、送命的土地的；如果说，美国人并不希望回到冷战时代，更不希望打世界大战，但他们同样不能接受一个前倨后恭，在宿敌俄罗斯的威势下显得软弱无力的美国，而奥巴马的表现恰让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倘若说小布什是因为滥用美国的统治力令人生厌，那么，奥巴马则让自幼习惯于“美国第一”思维定势的美国人感到，美国正在丧失统治力，且奥巴马既无力量、也无意愿挽回。奥巴马当选之初，寸功未立，便被莫名其妙地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赋予期望”，当年的奥巴马便是在这种“预支期望”的氛围里高调登场的。任何期货投资的目的，都是用高风险换取高回报，当奥巴马这只“期货”被证明无力提供这种高回报时，昔日寄托希望的“投资者”表示失望，甚至要求“赎回”，也就在情理中了。这一论述对理论界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就在这一日，遥远的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示威者和以色列军警正激烈冲突着，冲突的起因是一名巴勒斯坦16岁青年穆罕默德.阿布.库迪尔疑似被犹太定居者绑架杀害，而库迪尔事件的起因，又疑似是更早时3名犹太青年被巴勒斯坦人绑架杀害。
结束巴以冲突、推动巴勒斯坦和平进程，是奥巴马上任伊始制订的外交重点之一，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在第一任期内殚精竭虑，力图将以巴这对老冤家撮合到谈判桌上，同时将哈马斯边缘化。可如今5年过去，哈马斯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且不顾美国警告，和巴勒斯坦自治当局渐渐走近，而以色列当政的仍是桀骜不驯的内塔尼亚胡，这位老鹰派丝毫不顾忌美国面子，不但中断了撤除犹太人定居点的进程，而且一如既往地隔三差五轰炸着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地段。
这只不过是“奥巴马和平路线图”的一个缩影：美国人曾憧憬这位信誓旦旦的“零售政治家”当上总统，能真的“把孩子们带回家”，实现梦寐以求的和平；国际社会更期待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世界第一大国总统，能为地球带来更多和平，为此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曾在一片嘘声中被颁授给当时上任仅9个月，还几乎来不及证明自己的奥巴马，理由是“对其未来作为的期待与鼓励”。
如今距奥巴马当选已有5年，距他获得那个奇怪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有4年多，似乎到了盘点这个“诺贝尔期货”的时候了。
“孩子们”回家中
共和党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的失利，是因为旷日持久、损失巨大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越来越不受美国选民的欢迎；而奥巴马的异军突起，则在很大程度上拜了其鲜明的“反布什主义”态度所赐——既然小布什觉得美军应该在两地待下去，那么他就斩钉截铁地承诺“让孩子们回家”，甚至，大选最关键的一环、党内初选中击败头号热门希拉里.克林顿，也和这个“和平期货”的承诺关系甚大——后者曾在授权出兵伊拉克时投了赞成票。
可以说，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的承诺，是奥巴马外交领域最重要的政治承诺，也是一切“和平期货”的根基，正因如此，当选后奥巴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是认真的、不含糊的。
在他上任时，美军驻伊拉克的军队仍有3.4万，驻阿富汗的军队则有2.7万，不仅消耗大量军费，更不时传出士兵伤亡的消息。在他的推动下，美军在2011年12月18日全部撤出伊拉克，而阿富汗的驻军也将在今年底减少至9800人，并在2016年全部撤完。
之所以撤，对奥巴马而言，是为了标志“奥巴马主义”彻底战胜“布什主义”：布什未能做到的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恢复秩序并建立民主政权、击败反美武装和恐怖主义、让美军凯旋)，他奥巴马都做到了。
人们一度也认为的确是这样——他们开始讴歌“伊拉克的新生”，并为击毙拉登的胜利欢呼雀跃，觉得“诺贝尔期货”的投资，实在是物超所值。
但即便在这时，许多敏感的人也开始嗅出不和谐音：奥巴马的无人机攻略已变得越来越富有争议；信誓旦旦要关闭的关塔那摩监狱至今仍然开着；美国其实并非真想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全撤，而是希望通过一纸确保美军有限治外法权的“双边安全协议”，换取“少量”(实际上各有数千人)美军在撤军后继续驻留，只是因两国政府、民众强烈抵触情绪而未果，等等等等。然而只要“孩子们”真的回家，和平和胜利真的到来，这一切似乎还是可以忍耐的。
然而进入2014年，人们突然发现——和平不见了。
在美军尚未撤走的阿富汗，塔利班继续着他们的袭击，而美军也一如既往地玩弄着他们争议巨大的无人机攻略，所谓“温和塔利班”，似乎仅停留在纸面上和臆想中，一旦美军撤退，脆弱的喀布尔当局能否抵挡住塔利班的攻势，似乎是谁也说不清的一件事。
在伊拉克问题则更严重：连“基地”都视作“极端组织”的“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自今年1月以来便在北部坐大，进入6月更攻城略地，在短短几天内控制了北方大片地区，击溃数万美国精心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其首领巴格达迪更自称“哈里发”，宣布“建国”并声称要将版图扩大到整个中东，乃至欧洲和中亚。
奥巴马对此的应对是尴尬的：如果大规模派兵，等于承认“布什主义”是对的，而奥巴马主义是错的，且美国民意也并不支持；倘按兵不动导致更大灾难，则同样会证明“和平期货”的破产，并被政治对手扣上“失败总统”的帽子。为此他作出的补救是迂阔、甚至滑稽的：在伊拉克张罗“换马”，试图将自己不久前刚好不容易扶上台的马利基换下去(至今未遂)；拒绝一切直接军事支援，只派了区区275名美军保护使领馆和提供“必要帮助”。当然，ISIS不会因美军不来而停止进攻，巴格达当局也不会在美国一根绳子上吊死，俄罗斯的二手军火，伊朗或明或暗的帮助，都适时送到前线，并稳住了战局，而一旦事态明朗，奥巴马和美国恐将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阿拉伯之春”
从欢呼到不知所措
“诺贝尔期货”的确曾让奥巴马和他的支持者亢奋，并直接导致了“奥巴马主义”代表作——2009年6月埃及开罗大学演讲的出炉。
在这次演讲中，奥巴马呼吁和15亿穆斯林有“新的开始”，结束周而复始的“怀疑和争议”，而他第一任期外交领域的主要助手——希拉里.克林顿和苏珊.赖斯，则在此基调上极力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次年底，“阿拉伯之春”在中东爆发，并迅速席卷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先后“改朝换代”，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一度岌岌可危。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美国和奥巴马的作用举足轻重：正是美国的“撤版”，导致一向亲美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台；也正是美国在关键时刻将早已改变反美立场的卡扎菲“打入另册”，并直接派兵参战，利比亚反卡扎菲武装才得以反败为胜。在美国和奥巴马的极力推动下，大部分西方国家和“海合会”国家结成统一阵线，竭力将“阿拉伯之春”推进到更多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角落。
最初许多人欢呼“民主和自由的胜利”，更有人坚信，通过在中东推行“一人一票”，这里将实现久违的自由与和平，而这一切，都将归功于“奥巴马主义”，归功于“诺贝尔和平期货”投资的物超所值。
但这种玫瑰色的梦很快破灭了：人们不久后就发现，被推翻的都是些世俗专制政府，取而代之的却并非名声在外的世俗民主派、自由派，而是形形色色的原教旨极端势力，在阿拉伯世界鼓吹“民主自由”的国家，更是清一色既无民主、也无自由的专制君主国；人们更发现，“一人一票”并不能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复杂问题，原教旨主义和部落主义更与民主、自由、和平格格不入。
在埃及，西奈半岛已成恐怖暴力渊薮，持续数年的政治混乱不但造成惨重伤亡和社会对立，更导致了一场政变，和一个新的、实际上的军人政权的上台；而在利比亚，美、法许诺的民主与和平遥遥无期，割据、混战和暴力冲突成为永恒的新闻头条。
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被焚，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死于非命，史蒂文斯的死和“奥巴马的9.11”，成为奥巴马“阿拉伯之春期货”的盈亏转折点。
在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内战问题上，奥巴马更是进退失据：从一开始就支持的“和平示威者”变成了内战一方，其中更掺杂了“胜利阵线”和ISIS这样的“疑似美国敌人”，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敌；为大马士革当局划下的、美国出兵干预的“红线”，几经撞破后却并没有触发美国的军事干预。
乌克兰危机：奥巴马在等什么
对奥巴马更集中的失望，则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从某种意义上，乌克兰危机的起因，和美国不断鼓动“迈丹”等乌克兰反俄组织在“倒亚努科维奇”运动中提高政治要价，毫不掩饰地排斥俄罗斯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种鼓动下，亲欧派才有恃无恐地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并随后对亲俄势力步步紧逼。
然而奥巴马的“柔性进逼”，却遭到了俄罗斯和普京冷战意味十足的“刚性反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俄罗斯赤裸裸地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不断在东乌克兰生事，摆出一副“有种你就来咬我”的姿态。
面对这一姿态，奥巴马虽然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象征性地增加了兵力，以示“不会袖手旁观”，却一再明确拒绝军事援助乌克兰，美国军事机器给困境中的乌克兰新政权唯一的“军援”，只是一些盒饭。
美国人当然并不想回到冷战时代，更不想在遥远的东欧和俄罗斯开战，但东欧冲突很容易让美国人想起记忆犹新的冷战，而“对俄软弱”更触动了美国人最敏感的心理环节——何况“软弱”也并未换来和平。
“战后最差总统”和“期货”崩盘后的失望
美国康涅迭戈州昆尼皮亚克大学7月2日发表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在二战后美国选出的12位总统中，1446名受访选民中33%将奥巴马“荣选”为“二战后最差美国总统”，较排名第二的小布什高出5%，同时奥巴马的执政满意率也跌至历史新低的约40%。分类民调结果显示，在外交、反恐、经济、医保等诸方面，奥巴马得分都在50以下，只有环保算是及格。
撇开内政和经济问题不谈，单说“战争与和平”这一项，选民们今天的失望，恐怕正源于当初过高的期望，而如此高的期望，则恰是奥巴马在选举期间和任职初，不厌其烦喊出太多“Yes
we
can”所致。
尽管美国选民如今憎恶“布什主义”(认为小布什比奥巴马表现好的不过40%，认为比奥巴马更差的也有39%)，但从骨子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希望美国在国际间“负责任”、“表现得像一个大国”。如果说，小布什让美军士兵在阿富汗、伊拉克不断丧命令他们沮丧和愤怒，奥巴马“让孩子们回家”的承诺曾让他们欢呼，但他们无论如何不希望，美国人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离开那几片曾令众多“孩子们”流血、送命的土地的；如果说，美国人并不希望回到冷战时代，更不希望打世界大战，但他们同样不能接受一个前倨后恭，在宿敌俄罗斯的威势下显得软弱无力的美国，而奥巴马的表现恰让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倘若说小布什是因为滥用美国的统治力令人生厌，那么，奥巴马则让自幼习惯于“美国第一”思维定势的美国人感到，美国正在丧失统治力，且奥巴马既无力量、也无意愿挽回。
奥巴马当选之初，寸功未立，便被莫名其妙地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赋予期望”，当年的奥巴马便是在这种“预支期望”的氛围里高调登场的。任何期货投资的目的，都是用高风险换取高回报，当奥巴马这只“期货”被证明无力提供这种高回报时，昔日寄托希望的“投资者”表示失望，甚至要求“赎回”，也就在情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