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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显然不是外国人的发明。早在800多年前的宋朝,中国人就开启了谷物期货。而今,中国人也没有落后。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中国因素”正以全新姿态强势崛起,“中国标准”、“中国价格”开始显现威力。而“中国因素”的崛起,加速了国际市场影响力“东渐”的进程。
这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的观点。这个观点,在5月28日第三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国内同行的认可。上市还不到两年的上海燃料油期货,在引领中国石油期货发展的同时,迅速成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后起之秀。
发展期货市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争夺商品定价的“话语权”,规避交易风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由于没有石油定价的发言权,对国际石油价格只能选择被动接受。而且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石油期货市场,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企业缺乏避险工具,往往受制于人,承担溢价和安全的双重风险。
中国每年的燃料油消耗量高达5000万吨,其中一半以上从国外进口。作为世界燃料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国理应在世界燃料油市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由于中国没有燃料油期货市场提供基准价格,中国企业与国外油商进行交易时,只能作为国际市场燃料油价格的一个被动的接收者,而不是油价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被动就要‘挨宰’”,这同样是一条真理。
2004年8月,中国推出了燃料油期货。上海燃料油期货上市以来,其功能逐步得到发挥。燃料油的“中国定价”和“中国标准”地位开始显现。过去,亚洲燃料油的定价权在新加坡,这一价格反映的是新加坡市场燃料油的供需状况,却决定着中国进口燃料油的全部成本。上海燃料油期货推出近两年来,基本扭转了这一局面,彻底结束了中国燃料油进口企业只能以“新加坡价格”作为唯一结算参考的历史。
不仅在亚洲燃料油市场,“上海价格”成功对“新加坡价格”形成有效牵制,而且在全球燃料油期货市场上,上海燃料油期货的表现也同样精彩。上海燃料油期货上市以来,其短期走向并不盲目跟随国际油价,而是更多地反映国内真实的需求状况,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反映中国燃料油市场供需状况的“中国定价”。这不仅吸引国内现货市场开始以“上海价格”作为交易基准价,而且连国际燃料油现货交易也开始把“中国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照系。
燃料油市场上,“中国因素”的崛起,改变了过去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身不由己”的历史。过去,我国从事燃料油贸易的现货企业缺乏有效的化解风险工具,只能在现货市场进行单一的买入或卖出,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国内的燃料油进口企业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到新加坡市场进行保值。新加坡市场不仅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燃料油市场的实际情况,而且透明度低,价格经常被国际大型投资银行和跨国石油公司所左右。如今,中国企业有了自己的参考对象和透明而熟悉的渠道,抗风险能力自然大增。在去年上半年国际石油价格“倒挂”过程中,中国企业就利用上海燃料油期货市场进行保值交易,成功化解了因“新加坡价格”暴涨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风险。
石油定价权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表现。正如参加此次会议的一位代表所说,谋求石油定价权的斗争,是石油资源争夺战中最激烈的战役。我国成功推出燃料油期货,获得了这场战役的初步胜利。但是,燃料油只是石油大家族中的一个小成员。在争夺石油定价话语权的过程中,中国要获得更大规模的胜利,显然还有更多更大的战役要打。
中国40%以上的石油需求、45%的铁矿石需求,以及10种有色金属44%的需求,都依赖进口。参加此次论坛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的一位高级石油专家指出,随着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要想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不想完全被市场力量所左右,必须从改革石油采购体系开始。而建立完善的石油市场体系,是改革采购体系的根本之途。
现代石油期货市场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石油安全战略、建立石油安全体系的重要战略手段。纵观当代石油发展史,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吸取教训,努力发展和运用石油期货市场,发挥其发现价格、转移风险、套期保值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积极有效地吸纳资源和资金,保障国内石油稳定供给。
中国人发明了期货。但是,在现代意义的期货上,还需要多多向西方国家学习。此次上海论坛会议上,专家就呼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积极发展石油期货市场,作为实施国家石油安全战略和建立石油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只有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发达了,石油供应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