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粮食供求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关联性在不断增强，国际粮食市场波动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到国内粮食安全状况。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明显的攀升趋势，会通过传导机制对我国的粮食供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我们有必要立足国情、未雨绸缪，冷静应对国际粮价上涨的显性或潜在挑战。
粮食是关系居民生存需要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性产品，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均构成其经济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实现供求平衡、价格平稳等粮食安全目标更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本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基本特征 粮食生产需要自然作用，而粮食流通具有滞后调整特征，因此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往往会导致粮价波动。与以往情形相比，本轮粮价上涨体现出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显著性。本轮粮价上涨从品种来看，涉及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几乎所有的谷物种类，从程度来看，2006年下半年以来，粮价的增长幅度始终处在较高水平，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程度。数据显示：2007年主要粮食品种价格的涨幅分别为：大豆为75%，小麦为112%，玉米为47%，大米为12%。2008年前两个月国际粮价又上涨了9%，特别是，此前涨幅较小的大米价格出现了报复性上涨趋势。
第二，全球性。本轮粮价上涨不是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在粮食市场全球化背景下波及多个国家或地区。特别是，粮价高企促使众多国家采用“相机选择”措施规避风险，其结果可能使更多国家面临粮价上涨的挑战。
第三，长期性。2006年下半年迄今，国际粮价尚无明显的回落或保持高位平稳的趋势，从短期来看，通过供给增加和需求缩减来平抑粮价似乎面临着较大的难度。当前国际期货市场数据显示，2009-2010年的粮价仍将是持续走高的。
本轮国际粮价上涨的系统性原因 本轮国际粮价的显著上涨及其严重后果，促使人们追问粮价上涨的成因是什么？概括地说，本轮国际粮价上涨是一个系统性事件，其成因既具有短期因素，也包括长期因素，具有典型的复杂性特征。在经济学意义上，价格是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均衡结果，理解本轮粮价上涨成因也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条主线展开。
从供给的角度看，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将导致粮价攀升，粮食生产成本可以分解为三部分：机械和化肥等物资成本、劳动力使用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本轮粮价上涨的一个诱因是粮食生产的三种成本均在持续增加。
在石油价格持续飙升的条件下，粮食生产的物资成本在增加。2002-2007年国际石油价格已增加了4倍，从供给角度看，油价上涨对粮价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械使用成本增加，油价攀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粮食生产和运输的代价提高。二是化肥使用成本提高，2002年至今在油价高企的背景下化肥价格已增长了近2倍。
本轮粮价上涨还与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成本上升紧密相关。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重新配置，即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传统农业部门流转到高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工工资形成了农民种粮的“影子价格”，这与种粮人数的减少共同导致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是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耕地占用而对粮食生产形成“挤出效应”，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土地使用成本增加。
如果考虑到粮食生产的产业特征以及政府的调控机制，则在供给意义上粮价上涨还应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粮食储备的变化，二者通过预期效应和信号机制而加剧粮价上涨。
随着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主要石油消费国为了减弱对石油能源的刚性依赖，客观上需要寻找石油的替代能源、尤其是生物能源，而将粮食转化为生物能源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粮价持续走高。
此外，本轮国际粮价上涨还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有关。次贷危机导致投资者重新进行投资组合，组合的基本方向是减少持有金融期货，而更多持有粮食、能源、资源等商品期货，这在一定程度也放大了国际粮价的上涨趋势。
本轮国际粮价上涨对我国的潜在影响 国际粮价上涨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到我国的粮食供求和价格。从影响程度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始终将粮食安全问题放在战略高度进行考虑，粮食供求虽有小波动但并未出现大波折，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程度是相对较高的。但是，在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国际粮价上涨具有警示作用，其长期效应或借鉴意义值得紧密关注。具体地说，要警惕国际粮食涨价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四种效应：
第一，预期效应。目前来看，我国政府采用了非常及时的增大粮食供给举措，因此国内的粮价上涨趋势不是非常明显，尤其是稻米、小麦价格上涨幅度较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国际粮价和国内粮价的“有效隔离”。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粮价和国内粮价的联动效应将会不断增强，长期来看，在国际粮价、特别是米价持续走高的预期下，国内粮价将不可能持续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第二，比价效应。粮食生产涉及稻米、小麦、玉米、大豆等品种结构，除了资源禀赋限制之外，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种植粮食品种之间选择，农民对不同粮食品种的生产取决于其对粮价变动的反应。
第三，传导效应。国际层面，世界范围内的粮价上涨会通过市场关联而传导给国内市场，在国内也有两个传导因素会导致粮价面临着较大的上升压力：一是我国从2007年3月开始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胀压力，由于粮食是一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品，因此粮价上涨会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诱发多种商品价格上涨。二是粮价上涨导致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化，增大稻米价格高企的压力。
第四，地区效应。中国是一个地区经济和农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应对粮价上涨挑战的能力是不一致的。从粮食供求的角度看，1990年之后粮食生产中心出现了北移倾向，“北粮南运”已取代“南粮北运”成为粮食市场的基本格局。国际粮价上涨及其传导机制首先会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构成挑战，而这将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增添不确定性。
我国应对国际粮价上涨的政策建议 从中长期来看，国际粮价高位运行将很可能是一个常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必须未雨绸缪、立足国情、冷静应对。联系到我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阶段，实现国内粮价相对稳定和粮食安全目标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我国应对国际粮价上涨也应综合考虑生产、流通、贸易和消费等多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国内生产保障粮食安全，逐步形成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应对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的基点应是依赖国内生产增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我国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土地、水等资源约束越来越严重。为此，必须正确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的改变着力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质量，使粮食耕地面积缩减程度具有可控性，同时通过投资于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创新农业生产设备的产权方式，努力解决粮食生产中水资源缺乏和分布不均的问题。
第二，推进粮食流通体系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有效的粮食流通调控机制。在粮食供给充分、需求平稳的状态下，流通渠道不畅也将诱发或放大粮价的上涨态势。我国在采用渐进式经济体制转轨的前提下，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具有滞后型和反复性，应对国际粮价上涨尤其要注重稳妥推进粮食流通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第三，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调剂功能，逐步形成安全有效的粮食贸易机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的关联程度将趋于增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石油-粮食价格联动机制也将更为突出。为此，必须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总量和结构调剂功能，尽量避免过高或过低的粮食自给率；同时，应该调整与完善粮食进出口的贸易管理措施，在进口层面应该更多强调粮食生产和加工的技术进口，而逐渐淡化对国外粮食实物的进口。
第四，突出国情，引导居民粮食消费方式，提高对贫困人口的粮食保障能力。粮食消费关系到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实现程度，应对粮价上涨的挑战必须考虑居民的粮食消费能力和结构。从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来看，可以采用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多种食物搭配的食物消费结构；未来，居民对肉禽蛋奶的间接性粮食需求将不断增加，为此必须保持粮食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协调和匹配，使农业生产由粮食为主的一元结构转化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二元结构、甚至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应跳出单一强调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思路，着眼于充分利用各种农业资源和整个国土资源，逐渐从传统食物观念转向“以粮为主、食物多样化”的现代食物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