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库券：国与民之间的财富游戏

　　国库券，一张对新时代的信任券。它给了中国人一种新的信任方式，并由此开始塑造一种新的国与民的关系。

　　“文革”破坏了社会的基础性信任关系。1981年国库券的发行，表明国家与公民已经重振信心与团结，开始尝试在“经济中心”中重建新的互信关系。

　　不过，这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当中，国家信用与公民信心之间如何在普遍关系中达成动态的一致，远非一日之功。但是毕竟，市场搭桥的破题功能已经开始。而更多的国与民之间的信任渠道的开辟和培养，还需要两者之间更多的直接对话与交流。

　　本报记者张冬萍 长沙报道

　　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4月21日，沈阳率先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凡属个人持有的1985、1986年发行的国库券，均可以到经中国人民银行各市分行指定批准办理国库券交易业务的机构自由出售。同时允许个人、保险公司、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各种基金会自由购买经证券交易部门出售的上述国库券。这是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正在办理国库券买卖业务。资料图片／新华社

　　
　　全国举债搞建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方面对农业增加补贴，对工业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得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分配关系的调整使个人收入迅速增加，储蓄存款持续高速增长。

　　在1980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给全国人大代表们算了一笔账：尽管1979年之后农业前所未有地丰收，可1979年和1980年的财政赤字合计高达298.1亿元，大大超出了“三年困难时期”，是建国以后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为此，国家不得不增发137.5亿元货币，致使1980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大大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引发了第一次通货膨胀，但资金问题仍然是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最大的瓶颈。

　　为了弥补国库空虚，中央政府开始筹划发行国债，向老百姓“借钱搞建设”，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总额40亿元，10年还本付息，年息4厘，自发行第6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手头有了积蓄的中国居民表现出对国库券的极大热情，第一次发行国库券实际认购交款46.65亿元，超额16.6％完成任务。

　　国库券最初都是中长期债券，并规定“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但黑市交易却很火爆。为此，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局和公安部还联合发出通知，坚决取缔国库券黑市，打击票贩子，声势浩大。1981年至1987年，国库券的年均发行规模为59.5亿元，我国通过运用国家信用发行国债，集中了社会资金，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

　　1981－1987年间，我国总体上实行“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除发行国债以外，主要是由财政向银行透支，国债的发行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很小。问题慢慢地出来了：老百姓和企业普遍反映偿还时间太长，且不能变现，国债越来越卖不动，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采取行政摊派的形式强制发行，国家干部从工资里扣，农民从上缴公粮的收入里扣。

　　财富游戏的开始

　　1987年，国务院作出了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发行国债逐步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1989－1997年间，面对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总体上“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最终实现了“软着陆”。这是债券发行走向市场化的时代，也是财富游戏开始的时代。

　　1988年4月，国家批准在部分城市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可以流动的国债变成了可以赚钱的有价证券，后来被誉为“证券市场第一人”的上海人“杨百万”（真名杨怀定），正是在当时利用国库券在各地转让市场中的价格差异，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的原始资本的积累，也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国债开始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形成了场内场外交易并存的市场格局，1992年12月，上交所推出了国债期货和回购两个创新品种。

　　1994年秋天，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中央出台储蓄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利率，导致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鹜，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高达140亿元。风险膨胀和爆发的高潮是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疯狂的财富游戏演变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巨大灾难。此后，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停顿，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撤出交易所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目前银证分业经营，而债券市场分为交易所、银行间两个分立市场的格局。

　　1994年，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1996年以后，记账式国库券诞生，国债发行逐步走向无纸化，过去要用麻袋来装的“实物券”逐渐退出国债市场，却在收藏市场上粉墨登场。

　　国债“黄金十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世界经济遭受重创。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央做出决策，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从1997年到2007年是债券发行和债券市场快速繁荣的“黄金十年”。

　　1997年，我国发行国债超过2000亿元，达到2412亿元，此后规模逐年增加。尤其是1998年下半年中央实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国有商业银行增加1000亿元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8年到2001年，我国分别发行国债3310.93亿、3715.08亿、4180.10亿和4604亿元。积极财政政策帮助中国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国债资金驱动下，投资每年拉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1.5到2个百分点，使中国经济在亚洲一枝独秀。

　　从200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从2003年开始，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煤电油运偏紧等问题，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在局部过热的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正式取代偏松的财政货币政策。

　　在稳健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大力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减小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优化国债资金投向结构，以“有保有压”严控局部过热。

　　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逐年缩减。2004年长期国债发行规模为1100亿元，2005年为800亿元，比2004年减少300亿，2006年继续缩减到700亿元。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增幅长期高于存款利息，存款“负利率”的现状使很多追求稳健的居民倾向于用“闲钱”买债券，国债变得奇货可居，到银行排队去晚了就买不到。

　　难解的流动性困局

　　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结合，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存在着稳健不足、实际偏松的现象，2002年至2006年，我国实际发行的国债规模分别为5934亿元、6280.1亿元、6876亿元、7042亿元和8883.3亿元。

　　2007年，尽管央行在一年内六次加息、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物价连续上涨、流动性泛滥和外汇储备的增加日益严重，银行贷款更是“哗哗”地涌向投资领域，对于央行来说，利用数量型工具来回收过剩的资金已经力不从心。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后一天透露出了重要信息：2008年，实施10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将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除了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加息和回笼央行票据等手段收紧“钱袋子”之外，特别国债与特种存款也将成为从紧政策的新选择。

　　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37431.3亿元，同比增长近一倍，主要是2007年末发行的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大大增加了记账式国债的发行量。截至2007年年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债券总额达12.33万亿元。

　　2008年4月18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同比增长10.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同比上涨8.0％。当日下午5时，央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冻结银行体系资金将达到近2100亿元，缓解流动性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