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发生的“327”国债
期货事件，曾经使我国
金融创新进程延迟十几年。而在近年产品创新加速之际，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又如一瓢冷水，使国人疑惑于金融创新的“双刃剑”作用。
在此背景下，我们既要认清金融创新的风险，又要明确其对于
经济腾飞的战略意义。
应该说，以创新战略来推动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只有促进金融深化，才能使实体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当前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一方面是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是农村、中小企业等经济领域仍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这表明资金融通体制确实存在问题。
同时，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可用于个人投资、
理财、经济便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极其匮乏，难以满足抵御通货膨胀等风险的需要。这些都说明，促进金融创新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
然而，为了保障金融深化的效率，避免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需要我们在创新过程中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是在创新中优化政府监管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加速金融创新的前提。我们看到，在“327”事件中，监管者反应迟缓、缺乏对国债期货合约透支炒作的规定，都加剧了风险的积累。而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各界也在反思并试图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
其次是保障用于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的质量，防止金融产品成为“海市蜃楼”。众所周知，在以证券化为核心的结构金融理念产生后，华尔街的投行家便打开了“潘朵拉之盒”，经过投行的打扮，任何被弃如敝屣的资产都能卖出去，从早期迈克尔·米尔肯的垃圾
债券，到现在的次级债，共同特点都是基础资产质量存在问题。再怎么打包、重组、过手，这些垃圾资产的本质都不会改变，小规模地以此类资产展开创新，可以满足少数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需求，如果规模失控，自然带来“过犹不及”的风险膨胀。
再就是避免金融技术被滥用，导致信用泛滥和风险过度积累。美国次贷发放总量不过8000多亿美元，迄今各国央行已注入近万亿资金支持，却如泥牛入海一般。这也是因为金融创新过度，导致了信用膨胀与风险放大。随着技术与模型的复杂化，新型结构产品不仅让投资者难以理解，而且设计者恐怕也说不清其真实的风险收益结构。过于追求产品技术的完美性，脱离了与现实风险收益的联系，便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几何式增长。对于我们，这意味着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不应首先着眼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金融产品，如CDO等结构化产品，而应先打好基础，把场内外各种简单的期权、期货产品做好。
杨涛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