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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国际原油价格也疯狂上涨。“世界工厂”的中国需求论给了卖方更多理由涨价。反观中国大量出口的稀土、焦炭等资源，在价格上也长期受制于人。无论是作为产出大国还是消费大国，我们似乎在很多国际资源性产品上都失落了定价权，到底是什么因素主导和决定了国际资源的价格？
中国难道只能默默承受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资源需求的国际化趋势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相关的专家。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曹建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国际资源谁定价？
《中国经营报》：国际资源性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般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定价？
曹建海：对于一些资源性的初级产品，一般有两种定价方式：对一些有着获得广泛认可的成熟的期货品种的初级产品来说，其价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价格决定，如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的期货价格等。
另外一种是没有建立期货市场的产品，其价格一般由市场上的买卖双方谈判达成。如刚刚涨价的铁矿石就是这样确定的。
《中国经营报》：中国还有哪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控制在国外买家或者卖家的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定价权的缺失？
刘煜辉：我国对原油、铁矿石、铜、大豆等初级产品进口需求总量很大，国内企业都比较缺乏议价能力。
最为典型的就是石油。从供需角度、地缘政治的角度已经不能简单说明原油价格高企的原因。在替代性能源没有大规模发现之前，能源价格上升肯定是一个趋势，但上升如此迅速，显然不正常。
从目前来看，油价高企正好同美国的短期政策形成了默契。金融业产值在美国GDP中占40%以上。但华尔街很多金融机构在次级债危机中损失惨重。我观察到，由于油价上升带动的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增长约为1万亿美元，这部分弥补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损失。
另外，从长期来看，因为美国的产业结构已经优化，对石油涨价的容忍度很高，敏感度很低。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只占15%，第三产业占80%，大部分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印度之类的国家，所以高油价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影响不如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大。
从石油和铁矿石价格高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经济体大幅提高资源的价格，必然导致中国大量国内财富的外流。如果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抑制，价格还会不断上涨，直到中国经济被高价格拖垮。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上面你主要讲的是美国因素，如果从中国自身来说，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刘煜辉：中国作为一个能源大国，在资源等初级产品方面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
从更深层面来说，中国现在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中国的要素价格是政府控制，人为压低的，导致全球产业向低要素价格地区加速转移，并导致资本向中国集中，短期内经济高速膨胀，从而导致初级产品需求量大，对外依存度高。
中国目前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结构特点，使得我们在国际市场上非常被动。国际原材料价格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这就造成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货币体系，控制我们的进口。而在产品输出方面，中国缺乏世界商品贸易的网络，以及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附加值，很多都是代工产品，定价权也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何时轮到中国定价?
《中国经营报》：有人认为由于我国在战略资源的储备、期货交易等方面上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在国际资源价格变动时处于完全被动的处境，你怎么看？
曹建海：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远远不够。但没有话语权，期货市场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大量的需求。我国的实体经济扩张得太快了。如中国的钢铁需求量增长迅速，钢铁用途主要是建筑用钢铁和工业用钢铁。其中建筑用钢铁占60%，工业用钢铁占40%。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马，造成了对钢铁的需求急速增长。
即使有期货交易，依然改变不了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等产品的需求。去年中国进口原油1.6亿吨，今年可能要进口1.8亿吨。供需之间的博弈是市场上永恒的主题。金融工具只能用来规避风险，但改变不了供需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企业现在是否应该增加对国外资源性产品的投资，来降低资源性产品的高价格？
刘煜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和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当时日本对铁矿石的需求就占到全球供应量的50%以上。日本当时的方法是通过参股全球性第二或者第三的铁矿石公司，来扶持他们卖家的竞争对手，形成若干个与竞争对手形成竞争的公司，使得单个卖方企业或者国家很难有垄断的话语权，尽可能使自己需要的商品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这一方法。
曹建海：投资到国外的资源性产品上，是一个办法。但是，现在再去对外投资已经有点晚了，因为资源的价格已经被抬高，投资的成本已经很高，进入的风险也就很大。
《中国经营报》：在需求短时期内难以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提高国际资源性产品的议价能力？
曹建海：当务之急，是我们国内必须尽快提高国内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减少政府的补贴，让国内的商品价格和国际市场接轨。像前几天我们提高国内成品油的价格，美国纽交所期货价格就下降了一点。这说明只有国内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让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都反映到资源的价格上，这样才能平抑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也要坚决关掉高能耗的企业，坚决打击那些为了垄断集团利益而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样，国内对资源的需求才会减少，对外依赖度才会变小，在国际贸易中尤其是这种资源性产品的贸易中，也就相应地增加了自己的话语权。
当然，搞好金融市场，尤其是期货市场，也是必要的。但这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张岩铭，林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