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实业之死？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工业增速正在逐步放缓，这是不是意味着，那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制造”已经穷途末路？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蓦然发现，我们已经与自己的苹果、西门子、松下擦肩而过，而诞生中国的乔布斯与稻盛和夫，更将成为无稽之谈……如果实业家都热衷于赚快钱，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品牌要从何而来？建筑在流沙上的高楼大厦，又能扛住几级地震几次风暴？

实业家的圈钱游戏

也许我们不应当去责怪企业家们的浮躁心态。

苏泊尔卖与老外、雅戈尔涉足房地产开发、联想转向PE、创业板公司高管集体辞职套现……当人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接连易手，当那些中国实业的代表频繁“不务正业”，当企业上市堕落成为“圈钱游戏”，当“实业报国”这个昔日鼓舞无数中国人的词汇不断被创业者们抛诸脑后，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泛起一丝苦涩与无奈。

毕竟一点一滴的积累、滚雪球式的发展、经年累月地赚辛苦钱，让任何实业家都难以忍受，于是，做实业的人总是处于一种焦虑无力的状态之中。而多年以来积累下的实业“瓶颈”，又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中国实业目前的尴尬处境。

另一边，实业家们眼前的诱惑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投资机会不断涌现。资本天然的逐利性，使得实业家们利用“钱能生钱”来赚快钱、赚大钱，几乎是一种完全合乎理性的选择。

然而，当实业家们让“圈钱”成为最高行动准则，曾经鼓舞人心的梦想也逐渐走向了凋零。

从当初豪情万丈的实业报国，到如今纷纷萌生退意、黯然离场，这种江河日下的低迷景象，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落差。事实上，在这个中国产业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时刻，在这个内需外贸都亟待提升的关键节点，更需要实业家们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但我们看到的是，实业依旧弱小。而没有实体的支撑，资本市场不过是一场数字游戏。

的确，中国企业再一次站在了风云际会的当口，投机之风却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化隐忧，以及中国实业随时可能面临的大萧条，带来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恐惧。

这是一种冰与火的煎熬。实业、资本？投资、投机？无疑是两难的选择。那么，在这一次的大转型当中，中国实业究竟该何去何从？

我们为什么需要实业？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郎咸平(博客)认为，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的只能是靠实体经济。

聚焦浙江实业转型

什么是实业？对实业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是只有能够增加社会总财富的产业才叫实业。而虚拟经济只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但是30年改革开放至今，游资以及游资心态正像流感一样，侵染并且毒害实业。堪称民营实业样本区域的浙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尴尬的实业家

“缺钱”，当记者询问一位浙江服装老板近况的时候，他回答得很干脆。

这是一家典型的浙江企业。金融危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他想转型做内贸。但是“做外贸只做工厂，做内贸却要建渠道，到处都差钱”。

一度浙江民营实业之兴，源自活跃的民间资本。在那个投资渠道缺乏的年代，很多当下风生水起的浙江民营企业，正是靠着筹措民间资金走上正轨。现在却恰恰相反，面对其他来钱更多更快的领域，民资已不再愿意为利润微薄的实业企业铺路。

这位浙江老板最终选择留守外贸。

2010年上半年经济复苏，外贸业务的又一次井喷似乎给他带来希望。然而与之相对，尽管销量增幅明显，企业的利润却持续下降。“以前浙江服装企业总体的平均利润在15%左右，今年可能连10%都不到，有些只要有1%～2%的利润就肯开工生产，除了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成本上涨和外商压价，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几乎把企业本就不多的利润抵消殆尽”。

就连大名鼎鼎的奥康鞋业，“一双卖20～30美元的皮鞋，以前能赚4～6美元，现在却只有2～3美元，如果是给国际大牌贴牌加工，一双鞋只能赚0.8美元左右”。

这就是当下仍在苦苦坚守实业的浙江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试图转型升级，但是缺钱，往往转型不成，到最后又开始拼成本。为此，很多浙江老板都把工厂迁往了产业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地。

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一再压缩，又进一步导致企业实业投资意愿减弱。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统计，2009年9月，温州市工业投资仅完成135.55亿元，同比下降10.4%，已经持续14个月处于负增长态势。

最能反映工业景气程度的是温州市厂房出租价格，从2007年最高时候的25元/平方米一路下降，目前已经跌至个位数——与疯涨的商业地价形成了鲜明对比。

产业资本大挪移

事实上，风起云涌的“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相对近万亿的浙江民资，曾经只是个例。一向务实的浙江商人，原本只是寄望于投资成功后能够反哺实业。但是面对愈加严峻的实业经营环境和愈加快捷高效的投资收益，实业家们何去何从？

从实业转做投资，无疑是一个更“科学”更“经济”的选择。

一类老板“两头兼顾”，实业在做，资本也在投。金融危机之后，浙江一带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在收缩规模。剩下来的资金，楼市是第一大去处。在房价大涨带动下，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收益颇丰，最著名的当属雅戈尔，其投资收益甚至超过主业——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驱动。

其二，“不在楼市，就在股市”。2009年1～10月，温州市证券交易总额为9207.61亿元，同比增长66.67%；温州市新增开户数66536户，同比增长17.91%。据说不少温州老板是用麻袋一袋一袋扛着钱去营业部开户的，甚至因为开户的人太多，要开户还得找人“走后门”。

除此之外，这类老板甚至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变成自己另一条生财之道。浙江老板谢谊（化名），因为公司现金流好，能找到担保企业，很容易拿到银行3000万元以下的贷款。他就把这部分贷出来的钱再增加几分利息，转借给急需资金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是一次也能赚个一两百万，比一分一厘辛苦做企业强多了”。

另一类老板则是完全转战投资。把苏泊尔做到国内行业第一，全球产量第四的苏增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7年底，他将苏泊尔卖给外资，套现二十多亿元，随后在浙江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盈利前景大大好过生产压力锅，而且很轻松”。

不谋而合的是，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温州有20%左右的企业减产甚至关闭，而且都属于自主自愿。那么他们手中原来的资本怎么办？

浙江民间投资联盟因此有愈演愈烈之势。除了成规模的知名民营企业联合而成的民间投资联盟，诸如中瑞财团、中驰财团，更多的是以普通商人联合发起、以热钱为主要资本的草根投资团。他们被冠之以“慈溪文物团”、“丽水水电团”、“温州炒车团”、“浙江商标团”、“温州棉花团”、“永康造房团”等数十种称号，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其中仅以投资文物为生的投资团就数以千计,而投入的资金,光宁波、慈溪两地就可能至少有几十亿元。

很显然，当制造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差，或许还有一部分产业资本通过产业升级或搬迁工厂的方式继续保留在制造产业里，另一部分产业资本却开始脱离产业，流转于回报更高的领域，而且很可能“未来几年内，产业资本脱离产业的脚步还会加快”。

乱相

2009年8月，针对企业主大量投资房产矿产，实业投资却基本为零的尴尬状况，浙江省发改委曾召集省内制造业企业代表，表示只要企业肯增加实业投资，政府将在税收政策上予以优惠——可惜应者寥寥。

尽管过去一年中，善于逐利的浙江民资遭遇空前危机——折戟海外市场；受困山西省煤炭整合的“国进民退”；股市疲软；楼市低迷……但是它们仍在不停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现在玩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成了新时尚”，一位温州炒房团的资深成员坦言，“股权投资这事，看着高深，事实上无非也就是股权交易获取差价，这里所要承受的风险也并不是特别大。”

一语中的。像他这样把资金转投至PE/VC的浙江人并不在少数，看似扶持实业企业，然而最终目的还是逐利。

除此之外，浙江民资“抄底”矿藏的第二波已经成形。不少投资者从2010年年初即开始押注有色金属市场，囤积居奇，实力雄厚的企业家甚至买下矿山，坐等升值，“这种投机收益完全不亚于对房地产的投机”。

备受浙江民资追捧的还有黄金市场和商业地产市场。“投入上百万买黄金的大有人在”。商业地产同样火爆，有人一次性购进了上海浦东2000多平方米的写字楼；有人在迅速处理了上海多套住房后，与40多名亲友购进了200多个沿街店铺……因为“房价受调控了，主要是针对住宅，商业地产基本没受影响”。

无须讳言，实业家是现实主义者，投资家则是机会主义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在驱动。当实业家开始转做投资，当浙江民资已经习惯快进快出，追求高额回报，回报周期长而又利润微薄的实业经济，究竟对他们还有多大吸引力？

如果说四处逐利的浙江民资是区域实业家转做投资的风向标，那些曾被看作国内实业企业典范的著名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的悄然转型，无疑是更为危险的信号。

那些“不务正业“的企业和企业家们 这是一个实业家变身投资家的大转型时代。

国资委勒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无疑是2010年上半年的重磅消息。然而时隔半年，此消息却再无下文。央企为什么恋战房地产？一连串简单的数据就足以揭晓答案：2009年，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营业收入仅占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营业收入的9%左右，却因为其高达22%的平均利润率，贡献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48%的营业利润——这绝非特例。房地产被国家发改委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域。高风险自然有高利润。

无利不起早。事实上，不只央企，那些曾被看作国内实业企业典范的著名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他们在自己曾经主业的光鲜外表下，已然开始闪转腾挪，暗暗布局投资领域——这些非主业投资在有的企业中占据的份额，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