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阎庆民：应将监管政策纳入宏调“工具箱”

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在2011年1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要顺利实现新一轮宏观调控目标，传统上着眼于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着重于结构调控的财政政策已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侧重行为约束和行为引导的监管政策予以配合。

阎庆民指出，传统调控政策工具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作用存在效力衰减趋势，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对经济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

因此，需要有效发挥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配合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实施强有力的信贷投向“硬约束”。

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的包括动态资本补充机制、提高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强化存贷比考核等一系列逆经济周期监管政策和措施，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及危机过程中充分证明其作为政策工具应用于宏观调控的可操作性。

阎庆民还指出，在封闭经济体内，一国货币当局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可使企业资金成本上升，从而达到给经济降温的效果。但资金的全球流动使得企业可通过境外融资，对冲所在国紧缩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制约宏观调控成效。

而特别是在当前很多国家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加速套利资金流入，加剧传导机制扭曲及政策效力递减。

阎庆民还表示，中国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对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并不敏感，而是更为关心信贷供给状况。众多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地方国有企业乃至政府融资平台等的存在，仍为地方政府留下较大的操作空间。

　　他还指出，当前我国房地产调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月-11月我国房地产利用外资656亿元，同比增长59%；而同期房地产行业贷款仅增长25%。尤其是自8月份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数额更是显著增加，11月首次突破百亿元，环比增长34.5%。这也是房地产调控难度加大、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