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房地产应该庆幸未列入十大振兴规划中

中国的大多数人都已知道有个凯恩斯主义，因为中外政府都在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救市”，这个“救市”实质就是给了中央政府一个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的借口与权力，同样也要有个“主义”做理论支撑的基础。
同样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奥地利的经济学派，因为计划经济与奥地利的市场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也被排斥于讨论与研究的工具之外。
我虽然也听说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名字，但真正知道一点奥地利的市场经济理论还是在亚布力论坛上张维迎教授用不同经济学派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近期又恶补了一下张教授推荐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多少对此有些认识，当然也不能忘了凯恩斯的《预言与劝说》。
许小年先生大约也属于奥地利学派的粉丝，一篇《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的文章也将凯恩斯主义批判了个体无完肤。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定是经济恢复的灾难，而不是正确的做法，包括当前世界各国的救市政策。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还没弄懂这些经济学理论中的奥秘，但我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同样会对现行政策有些疑问，不知道是否也能成为印证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的看法。
中国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时，许多人都疑问为什么振兴规划中缺少了中国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业，许多人都在为此而失望，就像房地产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但当已出台的几个产业振兴规划的细则面市之后，我更庆幸房地产业没有进入产业振兴规划之中，成了最大的幸运儿。
产业振兴规划调整的核心，一是，消灭落后产能，扩大产业集中度，说白了就是大吃小、国吃民、做大做强；二是，向沿海地区集中；三是，提高科技含量与产业附加值；四是，外销转内销。
而这些调整中的重点，除了提高科技含量之外，哪项也不适用于房地产，而提高科技含量的节能减排中，房地产面临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成本与价格的矛盾。房地产的特殊性除了资金优势之外，分布于三、四线城市的开发更多依赖的是中小企业，落后则与价格相对称、规模则与购买力需求相对称，更多的中小开发商最不愿意看到的则是被大型国有企业吃掉，重回国企一统天下的局面。
十大产业振兴的调整关键在于消灭落后产能，但真的能实现产能的压缩吗？市场是靠供求关系
与价格来调节产能的，而不是靠振兴的方式用加大投入实现的。且不说权力与财力分配而产生的保护主义障碍让落后的产能难以被压缩，就从一二月份高达4000多亿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看，大约产能是增长与扩大的。而类似于钢材的产能本就难以自我消化了，再扩大的产能用什么消化呢？目前落后的大部分是基础建设所必需的能大量使用的建筑类钢材，而附加值高的薄板等恰恰又是难以被大量消化的，矛盾又如何调整呢？
中国最突出的是就业矛盾。纵观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可以看出，始终难以解决的就是就业矛盾。并且就业矛盾每次都在经济周期高速增长之后的低潮调整时更为突出。1953年中央就因教育与就业压力发出通知让高小毕业的童工和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他们到农村去养活自己。1957年刘少奇就将城镇失业变为了“农村也是就业”，形成了每次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向农村倾斜。直到文革后期的“上山下乡”仍喊出的是毛主席1955年提出的“广大农村大有作为”的口号，如今又变了数万大学生当村官的就业扩张。从高小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当会计，到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经历了近六十年的跨越，核心还在于就业的压力。而如今本应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涌入的时代，再靠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已不现实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但解决了十多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城镇的就业和近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就业问题。是民营经济的活跃与发展、是中小企业和自我创业的开放让民营经济容纳了大约85%的就业，包括每年新增就业75%的岗位。是国退民进让民营和私有经济有了发展的空间，虽然生产方式落后，但却能解决基本生活。
十大产业的振兴调整中，包括4万亿的扩张投资中，是否在做大做强和结构调整中增加更多的就业呢？是否能在国进民退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
可能预见的是外贸、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下降，盈利与可持续性的中小企业下降。大型国企的上升，高科技含量的上升，不产生过多盈利能力的基础设施“铁公机”上升。落后产能的淘汰，同时变成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民营经济的淘汰。谁都知道应用先进代替落后，应用高科技高附加值来取代低级制造，中国应站在盈利能力的最前端。但中国目前的基础条件却不是仅靠产业振兴调整能在短周期内改变的。
从中国经济结构而言，投资与出口占大头、消费逐年下降、储蓄上升，而大量的出口转为内销是否能刺激消费呢？改变家庭的负债比收入预期更为重要，而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就比产业的振兴与调整更为重要。当大量的国债发行转换了民间的货币时，投资与消费的意愿会上升吗？国家主导的投资会比民间的投资更有效率吗？十大产业的振兴能撬动民间的投资参与吗……
房地产并没有列入产业振兴的调整之中，反而有了更多市场化调节的机会，当然也会有兼并重组、有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有高科技（如绿色建筑）的支撑，但却不是一种行政行为或官员主导行为的调节，至少没有这种政策与信贷支持的导向和帮助，而是靠市场竞争来调节的。
汽车业靠政府的减税而受益，并在提高产业的价格和产业的利润水平，但汽车并非公民生产的必需品，却可以用减税方式支持，那么住房被列入生活必需品又为什么不能享受更多的国家减税支持呢？房地产产品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的环节中，甚至二手房的再交易中不是比任何行业的任何产品都设置了更多的税收环节，更多的税种和更高的税率吗？
大量的税收不是在削弱消费的能力吗？同样当更多的税收减免向住房倾斜时，不是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吗？
当市场有更多的自由时，居民的消费选择也会更自由。但当政府在市场中设置了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的更多障碍时，对投资与生产设置了更多障碍时，市场就被扭曲了。
比如房地产的供给从土地、信贷政策支持等方面受到政策的限制，导致了供给不能由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而受政策因素滞后。消费同样在信贷政策、利率水平等政策因素下提前或滞后。即消费者在合理时间或延迟时间上进行储蓄或消费（投资）的选择是非市场化的。
当开发商按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和家庭分裂速度计算需求量提供产品时，当开发商按城市消费能力和消费阶段提供产品时，政策并没有给市场这个由消费需求决定提供产品的空间和余地。同样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升级或消费选择时，政策也没有提供信贷产品的支持。于是市场就无法在两者之间用看不见的手调节平衡，因为看得见的手连户型的面积标准与信贷政策挂钩都被指令性约束了。如果政府的指令代替了市场的风险与竞争，那还会有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机会吗？
奥地利学派认为正是政府看得见的手让美国的金融危机成为必然，同样认为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只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后遗症。因为政府的救市必然的削弱了市场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与恢复的能力，伤害了市场竞争作用的肌体，让内生的作用服从于政府的外力，也许经济在短期内会让民众乐观，但却积累了更深层次的矛盾，为未来的发展设下了更深的陷阱。
最终经济必须靠市场的力量、靠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与干预才能恢复。经济的内部结构靠外力是难以根治的。而1998年中反衰退的财政政策也并未给中国经济带来动力。1999、2001、2002年中央项目对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贡献率均为负值，最终是民营经济的增长、靠市场开放的力量创造了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我无法预知中国经济的未来，但深知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而非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才能让中国的经济产生内生的动力，房地产市场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