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与中国经济"论坛在武汉举
虽说全球经济如当下的天气，乍暖还寒，阴晴不定，但对于危机后全球经济金融见微知著变化的观察，对于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格局重建的思考却一直未停息。日前，由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与中国经济"论坛在武汉举办，论坛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就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趋势、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的重建、后危机时代各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的定位，中国如何调整金融改革开放策略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全球经济"再平衡"开始 中国需积极应对
专家观点: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议论较多，西方甚至有舆论称这场危机应归结为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全球失衡，这应该是一个较片面和狭义的理解。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失衡已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的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出现大量经常项目逆差、而中国和东亚出现顺差的问题。尽管如此，狭义的所谓失衡格局在危机后已有所缓解，如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3%，中国顺差比重从2007年的10%降至目前的6%。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发生，可能还会延续。目前全球经济"再平衡"主要通过调整美国国内的需求结构，以出口恢复增长为目标；同时伴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减少。这样的调整可在较长时间里避免全球失衡的继续发展，从根本上确保全球未来一个时期货币金融稳定，经济平稳增长。不过，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美国居民储蓄率回升是一个短暂现象还是持久现象，还有待观察。如果是一个短暂现象，在未来一个时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储蓄率还会重新下降，消费还会重新回升，这意味着美国再平衡会有难度。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再平衡"继续向前推进，有一个重要的成本不得不接受，即未来几年如何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当前欧美国家失业率达到10%以上，在这个背景下的全球"再平衡"过程有可能成为欧美，特别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工具。
他的观点是，中国需要积极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一是因为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巨额外汇储备意味着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成本，中国不应该成为资本输出国；二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出口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三是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不容低估。对于中国如何实现"再平衡"，他的建议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避免货币和信贷出现过度紧缩；在未来一段时间要维持较高的投资，确保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调整出口鼓励政策，加大贸易自由化力度。
危机呼唤早期预警 建立监测防范机制刻不容缓
专家观点: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建立了一套金融危机监测指标体系--金融危机风险指标；银行财务报表结构决定银行在危机中的表现
此轮经济危机爆发后，对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预警不力、监管失职的批评不绝于耳，IMF、美联储也罕见地承认了"过失"，建立危机跟踪监测和防范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许多人所认识。多位专家学者就建立危机监测、防范预警体系等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介绍了该所有关金融危机监测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据介绍，作为建立金融监测长效机制的一次有益尝试与探索，该所借鉴金融危机监测已有的成果，把握近年来金融结构变化的关键点，建立了一套金融危机监测指标体系--金融危机风险指标(ROFCI)。该指标体系主要以美国为对象，以危机前和发生期为主要监测对象，以与市场相关的指标为主，兼顾宏观的周期性因素以及在实践中被证明比较有效的指标，通过这些作为单向指标来选择，最后经过筛选确定了8组12个指标。他说，目前这项工作只是一个初步探讨，以后监测对象要从美国扩展到欧洲、再扩展到新兴市场国家，并将指标进一步精细化，相信这可能会对金融危机的预警与监测发挥一定作用。他建议中国建立金融危机长效机制从预警方法、预警指标、预警模型、制度安排与管理信息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紧密结合，以有效保证金融危机监测长效机制的正常运转。此外，与之配套的法律保障、机构设置、金融危机监测的信息系统也应尽快建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唐文进介绍了关注群体或系统的自身结构、通过提高反弹力和去脆弱化措施来防范危机发生的一个新概念--"突发冲击反弹力"。他说，把这样一个概念运用到银行业，可观察到一个现象：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银行业损失非常惨重，但加拿大银行表现却比较稳健。把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表流动性、融资结构三个变量作为衡量银行业"突发冲击反弹力"大小的关键变量来分析比较，很容易发现加拿大银行与其他国家银行之间明显的差别：加拿大6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于54个样本银行的平均水平，虽不是最高水平，但足以避免政府干预或破产重组；加拿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流动性远高于样本银行平均水平，与其"突发冲击反弹力"大小有紧密联系；加拿大6家银行的融资结构比率位列前十，这对于该国银行业"突发冲击反弹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银行财务报表结构决定银行在危机中的表现，使用资本充足率监控银行表现的可靠性远小于资产负债表流动性以及融资结构，传统型商业银行"突发冲击反弹力"大于全能型商业银行。
危机凸显监管不力 优化金融监管势在必行
专家观点:优化我国金融监管的实施对策应包括围绕"一个中心"，立足"双峰监管"，构建"三大体系"，建立"四个平台"，实现"五个突破"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人们对金融监管的问题越来越重视，美欧金融监管当局当下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亡羊补牢的"篱笆"工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李志辉认为，无论是统一监管还是分业监管，在这场危机中都爆出了种种问题和缺陷，凸显了监管的重要性，依靠市场自律行为不是完全有效；创新不是原罪，关键是监管可控下的创新；控制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建设的重要性；跨国别、跨市场、跨产品监管的重要性。
他说，混业经营将是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混业监管将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制度的必然选择。最佳监管状态应该是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让全社会的福利净增加，监管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优化我国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应突出"全覆盖"监管，尤其是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表外业务和各种衍生品的监管；突出"宏观审慎"监管；突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突出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保护；突出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核心地位；突出国际监管合作。
他提出，优化我国金融监管的实施对策应包括围绕"一个中心"，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中心；立足"双峰监管"，即监管安全和监管服务；构建"三大体系"，即市场稳定的监管机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机构；建立"四个平台"，即高层会商平台、信息共享平台、联合执法平台和基础设施平台；实现"五个突破"，即树立监管权威、配置监管资源、厘清监管边界和高层监管协调。此外，我国加强金融监管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建立市场退出机制，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监管激励机制，包括监管者本身的薪酬、考核、问责；监管后评价，引入第四方监管；实现效率型监管，包括对问题银行的处置等。
汇率不能解决全球性失衡 形成机制应进一步完善
专家观点:美国一些人把国内问题，如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归结到人民币升值上是错误的；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刻不容缓。
近来，中美两国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辞令交锋日趋激烈。就如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应对危机后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对外经贸环境，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讨论气氛非常热烈。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美国人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中犯了错，他们把美国国内的问题，如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归结到人民币升值上。事实上，汇率问题很难解决全球性失衡。他说，在汇率问题上国内也有很多误区：一是不能因为有国际压力就动汇率，也不能因为有国际压力就不动汇率，而是应该坚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二是评判汇率是否需要改革，不能依据简单的升值或贬值的影响，而是要计算汇率是否失衡。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陈学彬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依赖型经济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刻不容缓。实证研究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危机期间人民币特殊汇率形成机制导致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下降和经济衰退。为减轻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国不仅需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也应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他认为，现在不是选择升值或不升值，而是应选择适当时期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邹宏元说，从2002年开始全世界就在讨论汇率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最终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哪一种汇率制度下经济增长最优。美国两位经济学家说了两句名言，一位说，"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的国家，也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一个国家所有的事情"；另一位说，"也许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特征"。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主要是中国的利益；他们提出的方法并不是解决恢复危机后的增长问题，而是抑制中国的增长，增加美国的增长。
□ .孙.建.耘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