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的亚洲环境：重组价值网络

卢伯卿德勤中国CEO

杜志豪德勤中国研究及洞察力中心总监

危机过后，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和致力创新的中小企业都在不断改变其产品、服务价值链和价值网络进化的组织方式。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由金融危机和企业的基本生存需求而引发。但全球化进程、技术进步和新的最佳实践中的其它因素，也在大力推动。

重组价值网络的过程中，亚洲在全球范围的影响最大。因为在新的全球秩序中，亚洲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多重角色，它既是货物供应商和消费者，又是出资方。

五大变化

价值网络重组带来了五大变化。这些变化，是了解全球价值网络重组潜在驱动因素的关键。

首先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

由于一些大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到了与之“休戚相关”、“大到不能倒”的地步，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介入企业事务。欧美长期的私有化制度使交通运输、邮政、电讯和其它核心服务领域很难有深层的改观，即便如此，各国政府仍然在种种非议中购买危机企业的股份，或向问题产业提供财政支持。结果，政府也扩大了自己在企业中管理方面的影响力。

政府与企业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下角色平衡的要求。诚然，各个政府及不同行业迥然相异。例如新兴的绿色行业，政府和企业间的紧密合作是保证其长期发展之必要条件。这种基于两者关系的动能和价值体系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方能取得协调成效。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协调、对研发的资金支持、电力价格的制定及管理、为供需双方提供财政补贴以及先期的基础设施投入上。

在中国，直接和间接的政府经济刺激方案成为2009年GDP增长、就业率上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然而，从2009年底开始，民营企业开始加速增长。截至2009年底，中国民企工业产值增长率达18.7%，而同期的国企相关增长率仅为6.9%。

中国继续推进创新改革，目的在于使大型企业更富竞争力，并达到世界级水平。而政府对企业的干涉使得所谓“政企分开”的过程持续漫长。

其次是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加。

企业已开始加强对国家、人民和地球的新责任。除了来自公众、股东和监管方的压力，企业认识到要通过承担责任来实现企业价值。

例如，能源行业的领先企业要经历三个变化阶段。

在第一阶段，公司通常迫于公众和股东的压力去遵守环境法规。采取措施降低排放、进行废物处理和节能。遵纪守法是企业运营必不可少的经营成本。

在第二阶段，公司实施各种环保举措（尤其是节能和废物处理）以控制成本。时间同样也很紧迫，但成本逐渐降低。

在第三阶段，可再生能源发电等环保目标被视为企业发展的机遇，我们称之为“环保盈利”。目前许多全球企业都处于这个阶段。在美国、欧盟、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涉及能源服务、技术和产品的新公司不断成立。而大型跨国公司已将研发和新产品计划重新定位至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节约解决方案市场。至少从2007年起，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节约计划的投入已超过几乎所有其它行业。

中国在建设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包括省际高速铁路、城市轻轨和地铁等清洁交通解决方案。

第三，人口和人才趋势。劳动力供给状况不断变化，全球人才网络日趋一体化。

美国和欧盟目前已进入人口变化的艰难时期，不断下降的工作人口在支撑不断增长的退休人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加快了这一变化，预计到2040年，中国的工作和受抚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5:1。而印度则鼓励较快速的人口增长，这使其在全球化服务领域中能供给大量的劳动力。

人口变化引发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被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高端专业人士教育程度的改善所抵消。政府在建立高端人才库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印度和巴西都大力和成功地投资教育，重视发展白领和技术人员的技能。

在过去的十年间（2000-2009年），印度与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业务和劳动力方面进行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力整合。我们相信未来十年，企业界会在更紧密的整合和协调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其组织框架。

现代信息技术使研发、远程软件开发、呼叫中心、后台办公服务、统计分析、出版、图形设计和建筑等所有类别的价值网络都正在进行深层重组。全球人才库不仅可以为这一转型提供支持，还可以让公司成本合理化。项目能够在工作日24小时全天运行，同时还可以促进不同文化、语言和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之间实现协同增效。

第四，持续全球化、不断扩大的市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和对规模和灵活性的新看法。

金融和政治压力使保护主义的风险日益增加。

但我们认为，商业现实将在市场化的经济体中持续大力推动全球化、价值网络优化和世界市场的扩张。这对于不断开放的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等人口大国更是如此，它们各自的全球化增长份额也可从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

全球市场需要全球价值网络及不断完善、高效的全球业务模式。

大型公司和成长型公司的业务转型将通过企业间的并购活动来推动。成熟企业的有机增长将会起到驱动作用。此外，企业家在工作中引入颠覆性技术、全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都会促进这一转型。

最好的结果有赖于资金的有效分配。这也需要大型与小型企业、成熟与初创公司在完全商业化技术与新兴技术之间寻求可靠而公平的互动。简而言之，在全球化的市场、供应链和人才网络中，需要对业务规模有崭新的重视——即如何采用及时和协作的方式进行全球化运作。

第五，更高的透明度、更完善的问责制以及新建价值框架的需求。

大型企业的所有权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日益复杂，要求提高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

良好的公司活动和结果报告需要一定的技术技能和判断力。大型审计公司、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公司，与政府和行业合作，共同关注财务数据和支持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提交，从而针对业务活动和结果提供有意义说明。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衡量价值。衡量价值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正如“价值”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专业服务公司必须竭力完善和统一价值的标准和意义，建立“全球共同的语言”，才能为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政府衡量价值。

对亚洲的影响

在过去半世纪里，亚洲的经济已逐步全球化，首先是日本，随后是亚洲四小龙，现在则是中国、印度及其它东南亚国家。

新兴经济体最初多处于供应网络的上游，出口的产品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它们人口众多，消费力低。对于少数跨国公司而言，亚洲只是一个市场，直到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和国内消费急剧大增时，亚洲在整个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才获得主要跨国公司的充分赏识。

由于年度出口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大量累积，亚洲经济体在全球价值网络的上游地位使其成为全球债权人。但无论亚洲国家是否分享供应链，或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竞争，大量出口顺差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仍然是亚洲国家经济成功的明确指标。

全球金融危机使上述变化带来的问题突然变得清晰可见。政府现在优先致力于将大量国民外汇财富用于最佳用途，塑造国内商业环境及持续创造财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现在各方都致力于提高竞争规模，以获得生机和确保企业近期与长期的发展。

不论政府和企业制定何种计划，它们都需根据全球经济形势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规划。各主要国家和行业都将面临下列两个趋势带来的矛盾：一个趋势是更高的全球整合水平，另一个是更独特和专业的价值创造机会。

市场和利益竞争将不断加剧，是否熟练掌握优化全球价值链与网络的方式和方法将决定能否实现最佳经营业绩，也将决定着谁是最终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