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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经济制度是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
科学发展需要发展和完善依靠人民和人民共享的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人民才会真正处于“主人翁”的经济地位，真正实现经济民主的权益，切实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真正实现直接或间接分享经济产出的成果。因此，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程度。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实行“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制度，并未能够真正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这种制度也不是依靠人民和人民共享的经济制度。积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实现发展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贯彻落实好“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需要注重和完善国民收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初次分配关系。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直接决定着初次分配关系，同时也支配着再分配关系。国民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决定了收入分配中按劳分配占主体。“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需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在公有制经济中注重完善按劳分配的机制，构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公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与管理者、职工劳动收入多少联系的有效机制，在促进公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实现按劳分配。具体到在公有资本独资、控股和参股的企业中，应合理地确定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两者数额之间的关系，既满足公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的需要，又能尽可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推动发展形式多样的城镇和农村自愿组织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增进国民经济中按劳分配的份额；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完善执法监察，推动私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收入占企业收入比重的不断提升。
科学发展观要求把“以人为本”的原则贯彻到处理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中来。就企业利润而言，资本所有者如果是私人，利润提高可能是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实现的，或者虽然通过改进管理等提高了利润率，这只会导致资本所有者的所得增加，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这就出现了是否公平的问题；如果资本所有者是国家或集体，提高的利润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并可以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发展公共品和提高集体福利等，这样，劳动者总体或集体劳动者利益也会增加。当然，如何把这种公有利润分配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也存在一个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如果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生产经营管理者通过强制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超强度工作，超过了劳动者正常的身心承受程度，这虽然会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效率，但是却会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违背了劳动者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要求，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以人为本”背道而驰。公平在内涵上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也是多样的。例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不同，衡量收入分配关系是否公平的标准就会不同，因而分配是否公平的内涵也不同。我国既存在着用按劳分配这个标准来衡量劳动者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又存在着用按资分配标准衡量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还存在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比例是否公平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相对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到主要依靠国内消费上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特别是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力，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为此，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对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以消费为主的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力，实现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我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构建的具有所谓“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附加值空间狭小、资源投入粗放、低水平过度竞争的约束。虽然为解决丰富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应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战略，否则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扮演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的角色，始终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经济发展圈的外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依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从国外大量引进本国没有的一般性的先进技术，实现了技术的长足进步，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掌握了世界上的一般性的先进技术。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取得和利用高新技术的历史阶段。不管是转变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克服高新技术的引进困难来满足国内市场对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还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外贸持续发展，都需要进行自主创新，而且我国现在已经初步具备进行自主创新的必要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制度基础。
总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构建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执行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需要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积极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早日把中国打造为“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三、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外的传统发展模式是以牺牲生态谋求经济增长、以牺牲劳工谋求资本增值、以牺牲他人谋求自身福利、以牺牲整体谋求局部发展、以牺牲长远谋求眼前利益、以牺牲精神谋求物质占有、以牺牲后代人谋求当代人享受，这种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资本的积累和生产，总是受到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以及劳动阶级有效消费不足的限制，其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不断地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私有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引发人的不平等、非均衡和片面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灾难。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仅在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障按劳分配的实现，从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的充足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以更快速度、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公有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这种制度既通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居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克服作为辅体的私有制经济的弊病，又可以适应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从而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还需要统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人既是科学发展的实施主体，又是科学发展的目的，即实现人的全面、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因此，人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中处于能动和关键的位置。为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也需要像物质生产一样转变人口生产观念，实施生产计划。人自身的科学生产和发展，一方面受到物质生产方式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样的生产规模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下降，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却提高了；同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会反过来影响生产的方式，低素质的大量人口必然采取外延式、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投入大而产出低，对生态环境损害大，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低。
四、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
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和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即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并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一方面面对生产过剩，另一方面面对劳动群众没有货币购买能力时，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信用消费”或者“透支消费”，来解决生产过剩和有效消费不足（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问题，于是劳动群众出现了超出其即期收入的“过度消费”。实际上，这种“透支消费”只是暂时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推迟矛盾爆发的时间，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因为“透支消费”只是把未来的收入转化为即期消费，而这种转化同时减少了未来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而且要支付利息，因此，更加削弱了劳动群众未来的消费能力。如果劳动群众不断地“透支消费”，债务不断积累，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然以更大规模爆发。可见，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和经济实质，同上世纪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本质区别。这次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私有的经济制度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不会消除，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爆发，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
经济全球化使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和不持续性，又加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程度。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以及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能只寄希望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曾交替使用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往往是在繁荣时期就采用放任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政策，在危机时期就采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政策措施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都没有能够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再次发生，都未能根治资本主义的弊病。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流行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就此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是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这一药方灵验了一时，长期来说并不灵验，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滞胀现象，无法解决，因而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大危机再次爆发，自由主义政策再次失灵，资本主义政府又重新拾起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来对付危机。实践必将继续证明，资本主义世界采用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只能缓和与延缓矛盾，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将继续爆发。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注意既从基本制度层面，又从具体机制层面防范和预防危机。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就要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从体制机制层面，就要发展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在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发展和改进金融体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以期保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更快速、更全面、协调和持续地科学发展。
（作者分别为：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王中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