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曙光：汇改的顾虑和恐惧

　　汇率政策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当主动操作和自主实施。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落入了被动反应的怪圈之中。外部施压，内部反弹，大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架势，以至采取两个“凡是”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你压我升值，我偏不升值，你要我市场化，我偏加强管制。

　　从前面两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和汇价变动不可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但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长远发展却是十分必要和相当重要的。我们应当把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和汇价调整与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诉求区分开来，从本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考虑外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我们的汇率问题。

　　目前，一些人存在着汇率变动的“恐惧症”，一怕浮动，二怕升值。那么，这种“恐惧症”是如何阻碍着汇率问题的解决呢？

　　一是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担心对出口企业和就业的不利影响。为此，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重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测试。这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为，在汇率管制的情况下，这种测试都免不了人为因素的主导。如果我们不是健忘，看看历史就清楚了，在2005－2008年的升值周期中，人们都担心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但出口企业的活力和适应能力都超过了此前的预期，在汇率升值的同时，出口增长仍在加速。2008年以来，我们盯住美元，失去了灵活性，反而对我不利。

　　究其原因，首先，中国出口收入的价格弹性明显低于收入弹性，因而决定出口的关键因素是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动，而不是汇率变动。其次，灵活的汇率可以通过汇率价格信号的变动，为企业和市场提供我国经济相对竞争力动态变动的信息，既可以为企业提供缓冲，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激励，主动应对汇价变动。再次，汇率升值可以淘汰那些该淘汰的落后企业，为有竞争力的企业腾出发展空间，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推动的结构优化调整。

　　二是考虑外汇资产的损益，担心汇率升值造成资产损失。任何事物都有个度，过犹不足。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 447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0%左右，不是一般地过多，而且是大大的过多了，已经从财富变成了负担。对此，需要从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存量过度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过去汇率政策僵化和失误的必然结果，损失是肯定的，只是多少的问题，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动，损失还会继续扩大。这也是调整不得不付的代价。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分别为GDP的9.9%和84%，今年还会增加，以后能否减少，如何减少，很难预断。且不说美国人会不会赖账，美元长期走贬和美国通货膨胀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它会自动减少美国的债务负担，扩大我们的资产损失。

　　因此，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和尽量减少损失。如果说存量是过去行为的结果，那么流量则是可以选择的，并且是改变存量的重要途径。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汇率改革。如果加快汇率体制改革和汇价水平调整，就可以避免被动收购外汇资产和过度抬高外汇资产价格，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存量的变动，一方面可以抑制和减少外汇储备的供给，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外汇使用的需求。这是减少资产损失的有效方法。切莫犹豫不决，因小失大。

　　以上两个方面的讨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决策的方法和参照。一方面需要计算一下汇率升值对出口、就业和增长的影响，确定一下升值的成本，另一方面需要计算一下不升值会造成的损失，包括外汇资产的贬值和内部失衡的代价。然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后者也是汇率调整的收益。

　　三是考虑国际经验教训，担心重蹈日本覆辙。很多人都把日本经济的变局归之于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甚至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教训吓唬中国人，从另一个方面来否定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其实，对此也有另外的解释。当年主管国际事务的日本央行副行长2007年曾经明确表示，日本经济的变局不在广场协议，而在此前多年，在行政系统决策频频出现问题时，早就应当开始的日元升值和其他结构性改革迟迟得不到解决，才导致了此后巨大的经济泡沫，特别是在房地产和金融投资等领域。

　　对此能够提供支撑的是当年西德的案例，德国马克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但由于德国加快了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马克升值以后，德国经济继续向好，并未出现日本的情况。

　　目前，无论是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状况，还是在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此外还有资产价格泡沫，中国都没有达到广场协议时日本的水平，中国还处在日本当年“早就应当开始日元升值”的那个阶段，中国经济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和回旋余地。加之今年的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且速度不慢，现在，正是中国进行汇率改革和调整的有利时机。

　　错失良机，将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