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海霞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汽车史上最大的一笔跨国收购案，吉利收购沃尔沃一时间激起了千重浪，各种评论、推测、褒贬之词在舆论的浪尖翻滚，吉利的出场也再次提高了人们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关注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吉利并购现象”不是偶然，也不是结尾，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壮大和国际化的需要，今后会有更多的并购故事发生和延续。近几年，跨国并购在全球推进很快，其中强强联合的优质资产并购又成为并购的主要手段，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流趋势。既然美国企业能够通过并购扩张，中国企业在具备相应的实力之后当然有布局全球的可能。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也越来越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也都屡见不鲜。对于海外并购，中国企业是否做好了全面准备？本报记者近日就这一问题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并购非单纯的资本盛宴
中国把加入WTO作为参与全球化，融合世界的战略举措。在对开放与经济和产业安全的利弊影响评估时，原来一直担心的是“狼来了”。尤其担心长期竞争力较为薄弱的农业、银行、汽车等弱势部门无法抵御外来竞争压力和冲击。张燕生说，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曾经担心的弱势产业并非不堪一击，而是在开放中形成了符合市场规律的分工和专业化新格局。对于跨国并购，张燕生说，如果抛开个案就事论事，从“走出去”的国内外环境来看，现在是贸易开放、投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公共物品）、金融开放的时代，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从通商到国内政策，从中低端货物市场到高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尤其是公共物品和金融业是否做好了准备？
所谓做好准备的标准，一是要有明确的国内法和公开透明的防火墙制度设计，如对外开放危及经济和产业安全的方面，要有预警机制，有法律程序，利益压力和制衡机制，一切依法办事，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办事，使管理程序逐步与国际通行规范接轨。二是有明确的竞争力标准，竞争力差距太大的领域，则要放慢对外开放速度，优先对内开放，强化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当形成一定市场基础和竞争条件，才进入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三是有明确的“反制”手段。实际上，并购非单纯的资本盛宴，而是实力与规则的角逐。
全球化是一个以规则实力说话的国际环境。面对新一轮跨国并购浪潮的兴起，张燕生强调，我们应该冷静对过去其他领域的开放，做出科学的后评估。张燕生说，科学的后评估，目的就是为进一步的开放和走出去做好准备。所谓知己知彼，就是既要知道别人的长短，也要明晰自己的长短并及时调整方向。这样才能避免并购的盲目与冲动，把损失降到尽可能小的地步，增加成功的筹码。
跨国并购离不开本国政府支持
就跨国并购而言，从绿地投资到企业并购，张燕生强调，不论哪种方式都离不开本国政府的支持。
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或新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创建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绿地投资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中获得实物资产的重要方式是源远流长的。早期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业务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绿地投资有两种形式：一是建立国际独资企业，其形式有国外分公司，国外子公司和国外避税地公司；二是建立国际合资企业，其形式有股权式合资企业和契约式合资企业。
日本政府资助海外投资项目的前期调查资金，通常为调查费用的50％，项目完成后偿还。此项资金已列入国家预算。日本投入800亿日元支持7家家电企业在华建设销售网络。韩国政府设有为本国大企业提供低利率的全球融资平台的国家金融机构，给予企业出口贴息以及长期无息贷款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意予以大力支持：一是研发基金支持。二是税收优惠。三是政府举办公共研究开发部门，从事基础研究和社会受益大的技术研究。四是政府资助，即由政府出面资助、协调、解决创新主体力所不能及的问题。韩国还从技术标准准入方面、政府采购支持方面、为企业争取海外市场公平待遇等方面对跨国公司进行大力支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并购已成为跨国公司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有利竞争地位而更乐于采用的一种跨国直接投资方式。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各国承担这种业务的开发金融公司，为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贷款和股权融资。其中的股权融资，大多是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少数股权，一旦该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就将所持的股权转让给其他投资伙伴。
让企业更稳健地“走出去”
张燕生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结构以及资源及技术的变化，中国政府必须调整开放政策，以利于企业更稳健地走出去。尤其是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国际综合竞争力。
一是更加重视进口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加能源资源、技术设备和境外高端服务的进口，支持我国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转型升级。扩大战略性进口，如增加战略性能源和物质储备的进口；增加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需要而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及辅助产品的进口。进一步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增强进口协调的延伸能力，应考虑从供货商、进口商、运输商、口岸、分销商、融资商、衍生工具代-理商、供应链管理商等进口相关的产业链管理，解决进口和产业竞争力的瓶颈环节。
二是更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出口中的作用。鼓励中国企业通过扩大对外投资，逐步建立当地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当地品牌的中国的全球生产体系。大力推动由对外直接投资带动的零部件贸易体系的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链的延伸，推动国际合作体系的建设，真正实现从“中国组装”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模式转变。
三是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他们参与加工贸易生产体系，使加工贸易生产体系在中国扎下根。
四是大力发展东亚区内贸易和相互投资，加快推进商品、资本、货币、银行区域化进程，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五是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各种类型的境外开发区平台建设；逐步建立自主的国际营销渠道和全球综合物流体系；试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果、蔬菜加工分销基地和网络；逐步建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组装、生产资料和零配件供应的全球配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鼓励发展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贸易相匹配的银行、人民币出口信贷、贸易融资及结算体系。
六是在推进汇率、利率、货币市场基础改革的同时，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为发展我国汇市、股市、期市、债市以及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对于出口领域的调整，张燕生认为，要改变出口竞争靠拼价格的倾向，使打价格战的企业行为受到制约，使出口中的新产品、新市场、新管理方式得到奖励。鼓励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措施。提升企业的全球综合运作能力，加快实现贸易措施“中性化”，改变长期实施的“奖出限入”的政策。此外，张燕生强调，由于出口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口是内需的函数。如果内需不振，进口需求就很难增长。因此，如果人为缩减比较优势产品出口顺差，并不利于就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因此，缩减顺差应包括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外储调整的多管齐下；包括缩减顺差的短期措施、结构调整的中期措施、体制改革的长期措施的相互配合；应包括战略调整、激励体制机制调整、贸易方式和行为调整等内容。短期以缩减资本顺差为重点，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入；中期以缩减贸易顺差为重点，实现贸易政策中性化；长期则以调整外汇储备存量为重点，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化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