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