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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居民消费率下降和经济周期无关。再用多少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能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时候,还应该有一些跟经济周期无关的、长期实行的经济战略。 ●我国的产能已经大于了需求,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产能的输出量。输出的产能越多,就能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比较顺畅地进行。 ●在第三产业领域,我国实行的营业税仍然是重复征税,仍然是出口不退税。而且因为有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种之间还存在着重复征税。这样的营业税制度就造成了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理想的情况。 本报记者 张子麟 在前不久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发表演讲指出,当初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曾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结构调整的目标,推迟了结构调整的时间,以求经济能够很快实现复苏。“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围绕金融危机来处理问题。经济战略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是我国未来长期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跳出反周期视野来谋划居民消费的提升 许善达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和投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矛盾更加尖锐了。因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而相应放缓了结构调整的步伐。如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逐渐消散,调整消费和投资结构就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为重要和急迫的内容之一。 调整消费和投资结构,主要就是要扩大消费。众所周知,消费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在整个消费增长里面,政府和企业消费增长得并不慢,只有居民的消费一直在下降。因此,如何提高居民消费就成为调整我国消费和投资结构中最为关键的内容。 实际上,我国对于提高居民消费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更是出台了诸多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些政策、措施的最终效果大多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对于这个问题,许善达分析指出,数据显示,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近十几年来一直持续下降。而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却经历了多个周期。“由此,我个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居民消费的下降和我们的经济周期无关。更形象点说,就是当我国经济‘热’的时候,居民消费率在下降;当我国经济‘冷’的时候,居民消费率同样也在下降。” 基于这样的判断,再来看我国出台的政策、措施,大多都是为了反周期调节这样的一种目的。具体说来,就是经济低潮的时候,通过政策来进行扩张;而当经济热的时候,又通过政策进行紧缩。“但是,如果说居民消费率下降跟这个周期无关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再用多少紧缩和扩张政策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 由此,许善达认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时候,应在考虑反周期调节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居民消费率这类与经济周期无关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战略性的考虑,需要跳出反周期性的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从而设计出与之相应的、跳出反周期调节视野的宏观调控战略,然后再辅以若干配套措施。这样才能够起到提高居民消费率、进而恢复经济均衡的作用。“例如,我个人就曾建议,政府应出台一个居民收入增长的规划。这个规划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或者是10年左右。而制定规划的思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扩张或紧缩的反周期的政策范围中。” 用资金输出带动产能输出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渐复苏,产能过剩又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而在这个问题上,许善达有着较为独特的看法――“要实现产能与需求的均衡,不能一味眼睛盯在国内。” 他解释说,笼统地说,我国的产能主要有两个去向,即留在国内和对外输出。而所谓实现产能同需求的均衡,实际上指的就是留在国内的产能与国内需求要基本相等。因此,要破解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主要就有两个方法,一是扩大内需,二是扩大产能输出。前者面临许多困难,毕竟我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而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消费率的提高等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一步到位”,如果贸然加快其进程,有可能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而后者虽然同样有许多现实的困难和阻碍,但相对于国内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来说,要简单许多。而且,输出的产能越多,就能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比较顺畅地进行。 那么,应如何扩大产能的输出呢?许善达说:“我注意到,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量减少了25%。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是需要资金的,而且需求量还在不断地增长。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大多拥有许多潜在的资源可以开发。相对来说,我国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国内资金则较为过剩。” 为了表述我国资金过剩的程度,许善达还举例说,我国对银行贷存比控制的指标是75%,即吸收1块钱存款,只能贷7毛5;而发达国家是100%,即吸收1块钱存款可以贷出1块钱。但尽管这样,我国银行仍有大量资金贷不出去。像工商银行去年的存款总额是9万多亿,只贷出5万多亿。即使按照75%的标准,也意味着有1万多亿可用资金被闲置。 “既然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而我国相对资金过剩,为什么不把我国的资金也输出呢?” “由此,我提出一个名为‘共享发展’的建议,其内容就是把国内的资金贷给发展中国家,让它们有钱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部分所产生的需求,不仅十分旺盛,而且也恰恰是我国过剩产能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企业在这些方面,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远远优于发达国家的性价比,我相信这样的外部需求能够和我国过剩的产能实现很好的对接。” 他接着谈到,目前国家对于“共享发展”尚没有明确的规划,但也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准备工作。像央行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向急需外汇用于对外贷款的商业银行施以援手。相比较其他公开市场工具,央行这样做一箭双雕。既能够调节外汇头寸,又能够回收人民币流动性。有一个数字,截至2009年11月末,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外汇贷款3762亿,同比增长51%。而11月末,外汇各项存款余额2049亿,同比增长5%。换句话说,有1700亿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不是靠存款支持,而是靠央行支持。这1700亿美元相当于回收了1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而两次提高1个点的准备金率只控制了6000亿人民币。 许善达还总结说,“共享发展”核心,就是资金做先导,用资金输出带动产能输出。这个方法有三大好处,第一是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是能够带动产能输出,使得我国很多企业能把它的产品卖到境外去;第三能够回收人民币的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 加快税制改革为第三产业发展“减负” 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其效果、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却始终难以达到社会各界的期望值。对此,许善达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认为“财税制度在其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阻碍作用。” 他指出,财税制度涉及利益的分配,从而对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而我国现行财税制度中的很多内容,实际上对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是起到了阻碍作用的。 以税收制度为例,1994年改革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营业税的问题。1994年改革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决定在商品领域全面推行增值税,服务领域全面保留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解决了过去产品税的弊端:第一重复征税,第二出口不退税。但是现在看,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在第三产业领域,我们实行的营业税仍然是重复征税,仍然是出口不退税。而且因为有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种之间还存在着重复征税。这样的营业税制度就造成了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理想的情况。 他指出,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地方开始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进行探索,有一点突破。像一些城市搞的信息化服务,就实行了免税政策。这其中,南京是全国这种服务做得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个突破的范围太小,领域太窄,绝大部分的服务业仍然还是处在一种重复征税和出口不退税、不免税的状态,所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不强。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下决心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我国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就会变得轻松不少。” 许善达最后还颇为感慨地说:“财税制度改革这一步假如某一天迈出去的话,我国整个的局面就会大变,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又将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