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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第二波已经到来。因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将会继续扩散,将影响到英国和美国。中国那些主张依附型发展的人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经济很快复苏,以维持中国国内既得利益格局的期望破灭了,不进行战略调整已然不行。
目前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在美国压力下坚决维护国家金融的核心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已有多次,至今中国没有被卷入,其基本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程度低,货币没有自由兑换。但1998年以后,国际资本已认识到中国的稳定能力,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举进入中国,换取人民币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购买国企产权,至今已有11年,进入的国际资本估计有数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国家外汇储备。这样的一个国际收支结构,反映的基本格局是:
第一,国际私人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货币资本流入,中国国家资本流出,对于中国而言,总资本是净流出的,这与储蓄大于投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是一致的。
第二,国内资本和国际投机资本对流,国内腐败资本流出"洗钱",然后在作为国际资本流回。在国家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大部分国内腐败资本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洗干净。只要放弃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就意味着公开放纵腐败资本出境洗钱。
第三,长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以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为指导,实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把产业链定位在国际低端,延误了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
第四,人口年轻和教育成功,造成货币财富大爆炸,2000年以后连续11年经济高速增长,平均速度超过10%。在市场经济利润导向下,过剩资本难以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房地产,造成资产泡沫化。
第五.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性比1998年要大。原因有五: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与美国联手抵御的,2007年是美国爆发危机且向世界转嫁,其压力对中国要大得多,中国无力独自抵御危机。
其次,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不仅是收缩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出口,更加严重的是,迫使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等于不还,中国并不能无限制地在国库券市场上抛售。如果外资集中撤资,中国无法抽回这笔巨额债权。
再次,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开放程度比10年前高得多,国内经济已丧失均衡,通货膨胀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危险性相当高。
还有,启动内部需求所必须的国内利益格局调整,国内政治与社会改革,市场经济的完善,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难以真正启动。
最后,"精英层"包括决策层,理论界,媒体,所受到的新自由主义影响比10年前要大得多,他们把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控制在技术层面,拒绝反思。
不排斥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与国际投机资本相配合,利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制造金融危机的可能。因此,需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维护中国核心金融利益。在中美大国博奕过程中,中国必须维护国家核心金融利益,包括:
第一,全面认识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危害性。人民币升值不升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能升值过快。
第二,人民币不能公开宣布自由兑换,也不能私下里放弃对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
第三,限制外资控制我国战略产业的股份,已经控制的,由国家以外汇回购。
第四.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主要是控制资源,收购竞争对手,不可进入房地产和金融投机。
第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坚决打击房地产泡沫。目前政策力度不够,应该宣布对不动产征税。税率不能高,其关键作用是实行不动产实名制,暴露并清查腐败性房地产投资。我所担心的,像许多"经济学家"所断言的,房价小降大升,最终在中国酿成大患。
第六.严防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索罗斯对于投资理论有重要发展,他认为,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只能得到平均利润率,只有非均衡的时常特别是金融市场,才可能带来超额利润。他坚信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就是垄断和预期能够改变供求关系,从而使股票房地产暴涨暴跌。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资本运作,而美国国家政策和主流经济理论,又往往与投机资本形成巧妙的配合。
国际投机资本可能利用经济不均衡,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其方法可能是制造和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鼓励房地产泡沫,也可能在适当时机,转而制造人民币贬值预期,使已经出现严重泡沫的房地产崩盘。这样的事件,如果在人民币宣布自由兑换,或者中国政府在实际上放弃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时候,将会酿成大难。
某个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发表报告:中国人口老化,经济高速增长即将终结,或者说房地产泡沫过大等等。此时如果美国宣布加息,等于一个动员令,号召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就是预期的改变,而预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人为操纵的。
一次泡沫经济破裂,只要耽误我们10年时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老化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是把货币财富导向实体经济,包括基础设施,技术升级,国防与环保,和谐社会建设,还是放纵其到处炒作投机,是中国兴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