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民币盯美元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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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人民币一动不动盯住美元，在两个历史时段发生过。第一时段是1955-1970年，15年期间以4.618元兑1美元的汇率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第二时段是1998-2005年，以几乎不变的汇率(8.27)持续了7年。前一段的大背景是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外贸专营加外汇统收统支，那个“汇率”根本不是在外汇市场 (这个市场当时尚不存在)上决定的。分明高估的人民币汇率，不过表达了国家以低成本掌控稀缺外汇资源的政策意图。事与愿违之处，是以行政命令压低外汇之价——恰如人为压低粮食、农副产品和任何工业品之价一样——必定带来抑制外汇供给的效果。结果就是“越少越统、越统越少”。好处也是有的，汇率当然绝对稳定，且从来不受外汇储备过多的困扰。值得一提的插曲是，“大跃进”引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高通胀，说明离开有关制度背景的“固定汇率是最好的货币之锚论”，根本经不起推敲。
后一时段的经验值得分析，因为与当下及未来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关系密切。我的看法，从1997年开始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与其说是依据了哪派理论而设计出来的产物，不如说是一连串事件合成的结果。具体讲，主要是三大事件：1993年又一波高通胀和随之而来的通胀治理；1994年中国第一波汇改；1997年亚洲金融[2.92 -0.68%]风暴。
那一波通胀来势汹汹。1993年中国的物价指数过16%，1994年冲到24%。考虑到物价管制仍然广泛存在，“隐形通胀”的压力应该没有完全写进指数。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免令人堪忧。好在时势造英雄，邓小平支持朱基下痛手治通胀。结果是三年之内物价指数降为2.8%，比当年美联储沃克尔主席的成绩还要胜出一筹。从治理手法看，朱基与沃克尔如出一辙：不靠利率调控，直接紧缩货币供应量，咬牙压通胀。
不可忘记的一幕。那时我在U-CLA(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书，1993年6月应邀到海南参加研讨会。下飞机看到经济一派火爆。被在国内下了海的朋友领到在建的高楼顶上观景，我完全记不起出国前海口的原来模样。这个比大县城大不了多少的新省会城市，满眼都是高楼大厦。哪来的呢？说是各地英雄豪杰的投资。用了谁的钱？股东出小头、银行出大头。不少股东的钱，讲到底也来自银行。就在那座楼顶上，我学到一个新词汇，曰“倒逼机制”。个人、公司、地方逼银行放款，分行逼总行放款，各总行逼人民银行放款。这是物价指数冲历史新高的基础。
观光下楼第二天，朱基治理整顿金融的政策下达。银行接到死命令，一律回收贷款。一时间风声鹤唳。北京、上海卖给港台同胞的商品楼盘，市价据说跌掉一半。海口市就更不要谈了，朋友让我们开开眼的那座楼——连同其他成百上千座楼宇——一停就是八九年。港报大字标题的内地“烂尾楼”，不够准确，因为很多再也没了尾巴。当时我访问交谈的人，就算态度比较温和的，也对政策批评多多。要过了几年以后，大家才看明白，倘若当时不把高通胀杀下马来，以后的 “中国故事”恐怕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我认为那次治理通胀处理最好的地方，是在压住物价局面之后，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这部明确人民银行就是中国央行的法律，除了点明“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之外，还特别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29条)。这就是说，不但用人大立法来确立央行的权威，而且消除了多年以来威胁人民币币值不稳、通胀屡起的病灶——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这是治本之策，影响中国长远[0.35 9.38%]的未来。
1994年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完成两种汇率的并轨。上文提到人为高估人民币的外汇体制，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大体从1986年开始，国务院为鼓励创汇，允许企业将按比例留成的外汇额度在若干外汇调剂中心自由交易，于是在官定汇价之外，形成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外汇调剂价。这就是汇率双轨制。到1990年代初，全国按市场轨成交的外汇占8成，官价成交不过2成，汇率并轨的时机成熟了。不需要说，那时讲的“汇率并轨”，含义当然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绝不是再靠“看得见之手”定汇率。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汇改目标，即在市场供求基础上、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其实就是第一次汇改定下的。没有谁想得到，人民币兑美元会一动不动好几年不变！
在统计上，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之价为5.76，1994年为8.61。这样算，人民币对美元一下子贬值了33%。加上这一年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升到新层面，“东方睡狮”蓄之既久的出口潜力开始发挥。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因此改变，也在国际上形成一股“中国靠贬值扩大出口”的舆论。到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有人——如马哈蒂尔——干脆就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引起的。这算什么逻辑呢？是不是人民币那么多年的人为高估，可以算作中国对亚洲的国际主义贡献？况且，早在中国的汇率并轨之前，外汇调剂价已达到8-9元人民币之谱(1996年深圳有超过10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纪录)。由于市场轨占大头，加权来看的人民币贬值，实际幅度就小多了。
中国却必须承担应对亚洲危机的大国责任。具体讲，就是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中国政府承诺了，也做到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从1998年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成为多年不变的平线一条。经济逻辑是什么呢？是不是彼此竞争出口的国家免打“价格战”，还对全世界有好处？这就不懂了，因为事关国际政治的复杂学问。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舆论：也是外国人、国际机构、发达大国政要的劝说、建议和要求，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符合负责任大国的要求。但是再过几年，外国人说人民币升值中国就升值，似乎就很不爱国了——看不懂就承认看不懂吧。
我以为可以看懂的是一点：1998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既不是中国汇改的既定目标，也不是立法根除通胀为人民币主动选锚的结果。“固定汇率最优论”拿1998-2005年间人民币汇率说事，以为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实在包含着一些美丽的误会。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来拖延时间过长的人民币盯美元的做法，不但偏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的改革目标，也导致在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之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在新形势下，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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