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谭雅玲：人民币正常的规律与非常的环境

　和讯外汇消息 近期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变化引起国内外市场的再度关注，焦点敏感高度集中，但是笔者出于长期市场观察的积累，尤其是对当前独特而非常时期的市场观察，我认为人民币价格的问题被夸大和扭曲了，理由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人民币升值关注被放大。近日人民币升值引起关注突出，然而如果放置国际外汇市场价格规律和周期因素则是平常态势。国际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是一件常态，几百点的变化规律是市场正常现象，而通常国际外汇市场的价格敏感在于小数点前一位数，或小数点后的前两位数，这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区间。我国人民币近日出现小数点后的后两位数的变化，100-200点的变化并非超出常规，然而国内外的舆论则出现人民币加快升值和扩大升值关注，这一方面脱离国际外汇市场规律性，另一方面则加剧人民币敏感度，实际上是人民币升值压力扩大，而非减弱。因为人民币升值被误解为正常现象，而人民币贬值则认为是不正常现象，这样的认知将严重不利于我国竞争力和利润收益，相反对于已经出现稳定和恢复性的经济和贸易将预示伤害和冲击。

　　其次人民币争议焦点被扭曲。近日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美元贬值，美元扩大贬值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这也并非是我国独有的状况，欧元等国际货币都面临美元贬值的升值压力，包括日元、欧元、澳元、瑞郎和英镑等都没有逃脱，我国人民币也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值得欣慰的在于，我国人民币汇率今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开始回归市场规律，逐渐贴近我国央行6月19日提出的双边走势的意愿，这是我国人民币规避风险的有效结果，进而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当前的人民币再升值扩大。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另一方面是自身技术修正。三年多的新型金融危机改变了许多市场原理和基础，但是技术本省的上下跌宕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有涨有跌难以震撼。美元恰恰抓住规律顺势而为运用和调节自己需求和市场垄断。因此，当前我国人民币的敏感被扭曲价格规律原则，过度炒作失去真实和有效，不是方向性把握，反之是趋势性扭曲。

　　第三人民币升值热点被操纵。近日我国人民币升值的舆论环境在于美国官员访问的讨论话题，尤其是美国国会展开对我国人民币的调查，人民币升值话题成为美国决策的焦点，这是否太离奇和太霸道？我国人民币问题被美国作为话题讨论，违背国际准则，甚至有点超越国家权力。2010年9月15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将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展开为期两天的听证会。本次听证会焦点是我国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问题上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听证会会议通知指出，自2010年6月19日我国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不到1%，听证会针对目标就是促进人民币升值，目的在于考虑美国国会和政府需要就人民币汇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同时评估这些措施对美国创造就业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据悉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将出席周四的听证会，陈述奥巴马政府针对我国汇改施压的最新观点。盖特纳此前公开表示，我国在汇率问题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少，需要让人民币在一段持续时间内升值。这样的言论和行为是极不利于国际合作和国际公平竞争。从历史经历看，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什么时候讨论过美元话题，即使美元非常自私的为自己利益需要控制价格，全世界只能无奈的接受，日元如此、欧元如此、澳元如此，人民币也如此。然而，我国的人民币被美国政治视为核心问题，我们自己觉得不公平，美国人都觉得不合适。如美国36个农业和商业团体联署信件促请美国会不要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征收特别关税的法案。美国联署信件的团体包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大豆(资讯,行情)协会和美国肉品学会，他们强烈反对用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法，处理货币问题，认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提案，会令美国违反对世贸组织规则的承诺。2005年7月从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国内外市场一直存在热烈的我国人民币升值舆论，实际结果我国人民币单边升值达到20%，时间长达3年半，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和国际趋势，实际背景在于美国的舆论作用指引的市场预期。

　　第四人民币升值伤害被忽略。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然而我国人民币单边升值也是如此，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只是在关注有利和严重忽略有弊，进而形成对我国人民币的扭曲态度和简单认知。国际上无数教训在于货币升值，包括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货币升值结果紧密关联；同时国际经验在于货币稳定或贬值，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或采取贬值策略将会得到收益或改革困局，甚至美国也如此。2007-2009年伴随金融危机的概念，美元贬值持续，但是美国贸易逆差缩小，美元贬值改变结构突出，进而在国际金融市场，我们听到更多的是美国财政赤字，而没有美国双赤字的舆论，这其中的技术运用和结构改善是很关键的原因。反之我们是观察美国，新型金融危机的3年，美国作为危机源头，美国受伤之中在改变和改进自我，最为突出就是美国双赤字压力，美国目前引导全球集中在美国财政赤字，并不提及或少提及美国贸易逆差压力，因为美国贸易逆差随着美元贬值策略在减少。2007年美元全面贬值，其中美元兑欧元贬值11.4%，美国贸易逆差为7116亿美元；2008年尽管美元全年仅上涨0.5%，但全年贬值幅度加大，当年7月美元兑欧元汇率突破1.60美元，美国贸易逆差下降到6959亿美元；2009年美元指数下跌4.1%，美国贸易逆差再度下降到3807亿美元。美元货币主权控制达到自我保护需要，这是非常值得我国见解的，我们需要改变观念长远规划，而不是短期接应。

　　最后人民币升值优势被改变。我国人民币升值已经步入危险边缘，潜藏巨大的风险压力。一方面是我国竞争力削弱，产品、机构以及市场伴随人民币升值是份额比重在下降，原有的垄断性规模优势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挫，原有的可控局面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加剧投机，不可控制性在扩大，包括我国目前面临的股市、楼市和货币投机，值得思考和研究货币升值带来的困惑和压力。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将是适宜的，但是汇率升值并不是解决中国结构性问题的万灵药，中国首先要着手的是促进结构性调整，以刺激内需，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信号可能有助于中国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敏感度扩大主要来国际因素，其中包括2010年10月15日美国财政部将对于我国是否操纵汇率再次做出判断，2010年11月2日美国国会期中选举，以及2010年11月11-12日在韩国首尔召开20国集团峰会。来自国外压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国人民币自身的认知和判断是关键。

　　第一，我国人民币的核心在于制度和市场配置。2005年至今，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一方面改变了价格，另一方面更重要是改变了制度，制度改革是关键。一方面我们的改革挑战了美元霸权，美元一直用制度影响我国价格；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改革被忽略和抛弃，重新回到单一钉住美元制度是一种美元战略结局，是我们自己缺少市场有效规划和配置的不足。美元指数变化的核心在于欧元和日元，欧元比重在美元指数占到57%的配置使得美元变数重要而敏感。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我们一直没有清晰、透彻的人民币配置，美元货币组合的权重配比，进而市场缺少参数和比例，美元直接控制人民币走向，人民币受制于美元方向变化。我国急切需要规划和设计人民币的配置，完善人民币制度建设十分紧迫。

　　第二，我国人民币的关键在于规律和趋势适应。我国人民币的经济环境与基础与发达国家差异巨大。正如温总理在2010年夏季天津达沃斯论坛上所言，发达国家200-300年的发达程度，与我国30年发展过程有巨大差异。我国人民币走势不能独立运行脱离规律和趋势，不能脱离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和指引。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遵循规律和适宜趋势，而非超出规律和违背趋势。美元需要贬值，人民币也同样需要贬值，经济利益需求是基础，我们不能跨越阶段和超越阶段。

　　第三，我国人民币的基础在于专业和产品提升。关于我国金融和货币等很多预期脱离专业概念和理论，金融理论和经验不足是我国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金融基础问题。尤其是面对热钱的概念是我们问题的焦点。热钱的关键在于借助问题炒作，其主要策略是针对问题炒作，有问题可以生存、发展和规划，并非是我们市场解析的有魅力带来热钱。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体，无论热钱和泡沫都是积聚地，但是美国可以通过自己有效的规划和控制，远见的战略和防范，有效借助热钱和掌控泡沫达到保护、刺激和促进经济的作用。过去美国经济一荣俱荣有热钱和泡沫作用的推助，当今美国经济有效防止了一损俱损依然有热钱和泡沫因素的利用。我们的关注应在价格控制力和制度有效性，而不是简单的数量统计和恐慌。正是我国在认识和处理金融问题上存在漏洞和不足，简单和短期束缚了我们的见解和控制力，长期则更不利于我们改革和改变，“无从下手和不敢下手”的状况是认识、规划和对策不专业和缺设计。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被偏离我国自我设计的框架和宗旨，进而美国高端、专业和现代金融控制和抓住我国环境欠缺，有效和针对性地实施美国国家利益需要的对策，试图通过汇率水平实施美元制度的控制，通过价格指引实施美元利益需要，我国需要警惕，思考和认真对待。

　　尤其是围绕人民币升值的美国就业问题的连接，即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不意味着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会失而复得。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使工作机会从我国转向美国，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就是一个例证。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为历史最高，但当时失业率是4.6%；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仅是2006年一半，失业率超过9%。更何况美国告诉全世界的失业压力是260万，我国则面临900万的更大压力。比较中的难题是我国压力，而非美国。美国之所以可以有效把握美元有升有贬的政策和策略运用，灵活调节汇率水平，主要在于美元有充分的市场基础，包括产品、技术和机构能量都是美元重要的基础条件；同时美元有长远的战略，面对货币竞争具有组合性和规划性的货币框架和原则，目标明确和目的清晰是汇率水平的重要核心，进而可以实施有利于自我需求的战略战术。

　　最后，我国人民币的战略在于主见和长远规划。2010年以来的我国人民币对策发生质的变化与调整，此阶段的重要成果在于三个层面。首先是我国成功的阻止了美国2010年4月16日宣布我国汇率操纵国的规划。我国在2010年4月16日前后的舆论准备、市场认知以及预期心理上占据主动，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关于人民币改革不会顺从外部压力，温家宝总理关于人民币没有被低估的言论指引，给予我国人民币走向和地位定调，进而全国上下一致全面反对人民币再升值，通过调研、评论和研讨有效阻止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汇率操纵国结论出台。其次是我国成功阻止了20国集团会议的人民币焦点讨论。2010年6月19日我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形式的对外宣言，起到良好的市场效应和国际作用，随后6月28日召开地20国集团高峰论坛不仅没有将我国人民币作为焦点讨论，并且随后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理解，尤其是美国国内的理解。最后是坚决抵制了美国汇率操纵国。2010年7月18日美国财政部在半年的汇率报告中没有将我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此阶段我国汇改的进展在于主动掌控自己的价格舆论导向，主动展现自我态度立场，给予国际市场清晰地价格指引。虽然这种作用并没有组织人民币再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与双边区间和弹性空间的加大是与我国政策宣言具有密切关联，甚至是重要因素。

　　因此，预计未来我国人民币将面临深度调整可能，遵循市场规律的涨跌态势将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可能，人民币有涨有跌将促进政策意愿逐渐到位。即使未来人民币有升值空间，但升值基础有限，相反人民币贬值需求和规律反转将加大，未来人民币价格趋势的跳动和震荡将扩大，可驾驭性将加强，人民币走势将面临巨大的方向性和结构性的调整，跌大于涨和稳定大于上涨将是基本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