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围绕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对“货币超发43万亿元”计算方法的反驳，引发出货币超发一系列问题的广泛争议。
中国货币超发是2008年以来的突发现象？还是长久潜伏的体制性问题？该如何改革我们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体制？针对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室主任吴庆、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共同做深度分析。
货币超发 央行负部分责任
NBD：针对日前有人提出人民币超发43万亿，计算方式是M2减去GDP，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给予反驳。那么，我国存不存在货币超发问题？
吴庆：张健华的说法是对的。用M2减去GDP得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张健华只是反驳了这种比较方法，并没有否定人民币超发。人民币超发是长期存在的事情，并不是现在才出现。验证人民币超发的证据是，货币供应量M1和M2的增长速度，M0和M2每年都要比GDP高出很多。20多年来，我国的GDP每年平均增长10%，但M2的增长量接近20%。这是常年积累的数字，不是2008年以后突然造成的。
张茉楠：验证是不是出现货币超发，就是M2比GDP，而不是“减”的概念。我国的M2高于GDP增长，是由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决定的。货币增速与GDP增长保持在多大才是合理的范围？从存量看，我国的M2比GDP基本到了200%左右，而美国是60%，日本是100%，韩国及印度等新兴国家都在超过80%左右。这说明，如果降低GDP，M2也应该同时降低。否则，就要出现滞胀。另一个问题也说明，我们利用货币效率很低，而没有使用的货币就流入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等领域，就要显示出超发货币形态。所以，既然中国准备好了要经济转型，那么就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
NBD：央行要不要为此承担责任？
吴庆：我认为央行负有部分责任。央行在货币M0、M1、M2三个口径里的权利选择上，是能控制的，但控制份额却是不一样的。央行只决定M0里的货币供应量。M2是M0乘以一个乘数得出的总量数字，这个乘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银行、贷款人等因素汇集成的综合影响。当然，央行也能影响这个乘数，比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这个乘数。M2是广义货币量，是由央行和全社会共同决定的。
体制不变 货币超发仍难免
NBD：我们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吴庆：先来看看我们的货币发行吧。在M0里，有77%的货币量是购买外汇储备发行的。而对比来看，2001年以前还不到50%，1995年以前更低。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央行每发行100块钱货币，77块用于购买外汇储备了。央行发行货币有两个渠道：一是主动发放，给全社会提供流动性，M0是央行全部提供；二是被动发放货币，就是购买外汇储备。
在当前固定汇率加上强制结汇的货币制度下，只要外资进入外汇交易市场就得购买。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制度规定，体制就是这样，相当被动。我一直呼吁放弃这个制度。人民银行的中心目标是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如果不干预外汇市场就没有必要发放人民币了。M0是基础货币，央行发放基础货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在的外汇管理体制与汇率体制决定的。如果这两个制度不改变的话，那么，货币超发的现状就没法改变。
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现在中国央行发放多少货币，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得看其他国家央行印多少钞票。美国这次加印6000亿美元，中国央行已经担心有多少会流进中国了，因为进入多少，中国央行就得印刷同等的面额去购买。
两个制度起源于1994年，制定的依据是我们的经济总量还小，算是一头小熊，必须伏在美国这头大熊上面一块发展经济。所以，制度不是外国强迫给我们定的，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当年我就发现了货币超发的问题，央行能管住信贷，但管不住外汇储备。现在，我们也成了一头大熊，再伏在美国背上，美国就感觉是负担。如果美国趴到我们的背上，我们肯定不自由，因为我们的货币不独立。所以，1994年的外汇体制当时很合适，到了2004年就不适合了，现在该取缔了。
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任何国家央行的规定。但是，美英等国的央行都在赚钱，而且赚了很多，日本央行曾经亏损，现在不亏了。我们的央行是全世界最不赚钱的央行，一直在亏损，77%的货币就收不了铸币税，仅有23%的收益。
张茉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已经把原先的美元本位制转变到债务本位制。1994年到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5.19万亿美元，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是6万多亿美元，这等于全球的国家为美国进行债务融资，美国进一步操控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主导权。尤其是新兴国家的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就成为基础货币的存货渠道。特别是我们国家，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大部分的货币蒸发是因为外汇占款。
从数据上看，近年来，我国外汇占款存量占基础货币存量的比例 不 断 提 高 ，2006年 达 到108.49%；到了2008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快速上升到115.79%。而外汇占款的增量随着贸易顺差热钱的不断流入，外来的输入型通胀和流动性成为我们国家流动性的主要来源，今年1~9月份，外汇占款的增量占据M2的50%以上。所以，我们目前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所能起到的效果被大打折扣了。这个问题很严峻。
现在全球有8.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新兴国家占了50%，中国占外汇储备总量的30%。美国掌控着货币“总阀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相当于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所以，就我们国家而言，由于丧失金融自主权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流动性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中国流动性过剩，短期内很难通过反周期和对冲模式解决，因为中国的流动性是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金融配置效率很低，中小企业金融还十分缺乏，这是中国金融配置悖论。
改革体制 把通胀踢给美国
NBD：有数字显示，目前我国的M2是GDP的1.8倍，美国是0.6倍，日本、韩国大概是1倍左右。9月份，美国国内核心通胀率比去年同期只上升0.8%，维持在5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中国的通胀率10月份是4.4%，创25个月最高。这说明什么？
吴庆：首先说明就是体制上的差距。中国、日本、德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美国是典型的金融市场为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英国跟美国接近。美国统计的是M3，数量很大，还有更广义的货币。我们统计的是M2，M3就没有什么好统计的。所以，仅拿M2与GDP比较得出的差距，尽管很大，但不能评价好坏。
其次，反映着我们的货币政策十分宽松。通胀率的差距应该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且应该考虑下一步如何调整的问题。为什么宽松？一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不独立，挂钩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我们就得跟着美元走，美国宽松我们就跟着宽松；二是我们的经济刺激政策又进一步放开了货币宽松，等于双宽松。
另外，从机制上看，中国现在还是以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为主。国有银行发放贷款不计较后果，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向银行大量借贷，也不在乎将来能不能还贷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的银行体制已经返回了改革初期，治理结构改革、公司制改革等已经取得的成果，一夜之间都没了。现在，银行乱发贷款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模一样。
NBD：有些问题没引起大家注意，由于货币的极度宽松，引发出中美两国的两种币值变动形态不同：美国滥发货币，结果是对外贬值、对内升值；中国超发货币，结果是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所以，同样是超发货币，美国是有利于消费，中国是抬高物价、引发高通胀。今后，中国是不是还要继续依靠银行主导和超量货币的供应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
吴庆：我想，是到该改革的时候了。转变依靠银行主导和超量货币的供应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在中央文件里已经提出，要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我们没有提出要走美国的路，但要朝着他们的方向走。
你说的两种币值变动所出现的让人不可理解的情况，确实发生了，可以说是由货币币值引发的两种新趋势，无论是决策者们还是学者们都应该反思。要改变这种反规律，我认为，改变汇率体制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一旦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银行立刻能够实施“对外独立”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拥有更多政策工具控制国内的流动性，热钱就不再是问题。另一方面，较高的人民币汇率可以降低中国进口价格，抑制国内通胀。代价是提高美国的进口价格，但能把通胀的“皮球”踢还给美国。
美联储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一再量化宽松，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国内长期处于低通胀和低通胀预期的状态。如果中国把通胀的“皮球”踢过去，会立即提高美国国内的通胀预期。反通胀的公众会约束政府进一步地量化宽松。这是一条“围魏救赵”的曲折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