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既有体制模式已让中国央行不堪重负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去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坦言，自己的压力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大。在最新一期的《中国外汇》上，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也撰文表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窄。他指出，去年我国采取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外汇行政管理等举措，以应对第二轮量化宽松(QE2)带来的种种压力。这些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窄。比如在提高利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吸引了“热钱”的流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历史的高点;资本管制的方法短期虽然有效，但长期实行效果会减弱，而且容易影响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他进一步指出，我国通胀压力的根源在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过大的顺差造成货币升值的压力，而为缓解升值压力，央行被迫在市场上购汇，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对冲操作，但市场流动性仍非常充裕，引发通胀预期。外管局副局长邓先宏也撰文称，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外资流入高于预期的风险，呼应了易纲的说法。

　　央行、外管局等金融主管部门的高官近来连发感慨，当然是事出有因。一直以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当局，央行并不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诸如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的决策权都在国务院，政策的抉择一般是优先为经济增长服务。而事实上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又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波及国内。在正常年景，央行利用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操作，倒也能应付得过去。偏巧金融危机后美欧央行的货币宽松史无前例，国内为“保八”而投放的天量贷款又让通胀压力日益加剧。随着去年下半年CPI的日渐走高，央行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虽然央行去年底两度加息，并数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外管局还开展了严格的外汇检查，但外汇占款自9月以来都在3000亿左右的高位运行。新增贷款也连续超预期增长，在“严防死守”的12月，竟也接近5000亿元。货币供应量如此，抑制通胀的效果自然不佳。同时，外汇储备继续高速增长，至今已达2.8万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压力未减。可以说，央行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两大目标均未很好地达成。

　　这种困局的出现，当然不是因为央行和外管局工作不力、能力不足。那是不是要去追究“央行的央行”——美联储的责任呢?也非如此。首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基于美国的经济状况而制定的，指责美联储的政策纯属空费唇舌，丝毫不能改变它的行为，因而对中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从美国“进口”货币政策的现状皆拜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所赐，而这一制度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这一制度当然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时至今日，特别金融海啸之后，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可持续性令人怀疑。这一点，央行岂能不知?所以易纲指出，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和促平衡才是应对QE2的关键。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也给央行带来了诸多难题。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行业，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庞大。而地方政府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普遍呈现资金饥渴的状况。因此，在过去两年庞大的刺激计划中，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再度回复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银行的新增贷款随着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一飞冲天。到头来，又要央行去收拾通货膨胀，防范银行的坏账风险。而且，还不能完全放开手脚，因为生怕伤及经济增长。因此，易纲认为，下一阶段要“适当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不过，真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央行是无能为力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宏观金融的管理本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央行面临的难题，在既有的经济模式之下，单靠技术性的修修补补，终归是治标不治本。只有及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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