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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近年来投资海外已经成为民间资本的重要去向，而政府年初更有相关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出台，例如温州市政府下发当地的“一号文件”——《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使温州成为内地第一个放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城市。温州试点方案公布之后几天，央行的“一号文件”《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就规定，凡获准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企业均可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从一系列对资本市场“松绑”的迹象来看，相关政策调整的基本走向意味着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贺力平教授3月30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减少外汇储备总量意味着要从集中的外汇持有和使用的方式调整为外汇资金分散化的持有和使用的方式。他认为，在外汇储备今后可能继续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逐渐地和不断地鼓励更多的分散化的民间对外投资。
外储投资亟须分散化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中国鼓励民间资本海外投资是否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时候了？
贺力平：我们已知中国外汇储备的总量现在到了2.8万亿美元这个水平，其未来十年的演变，我曾从技术上设想了四种前景。第一种前景，按照不变的增长率，比如10%的增长，十年以后，中国外储会超过7万亿的水平；第二种前景，保持一个减速的增长，第一年增长10%，第二年增长9.5%，第三年是9%，则十年以后中国外储会到4.8万亿水平；第三种前景，现在是2.8万亿，十年以后还是2.8万亿；第四种前景，设想每年减少0.5%，十年以后，还有1.8万亿，也很多了，十年前就是这个水平。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是第一种前景，对应的就是国内经济增长和国内经济环境保持不变，政策体制也保持不变，这是一种可能的情况。第二种前景是稍微有一点变化的减速增长，意味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基本条件不变，但由于进一步鼓励进口，加工贸易的基地向第三方转移，贸易顺差会减少。第二种前景比第一种可能性大一点。第三个前景是停止增长，但停止增长不会自然发生，要求一些政策体制，尤其汇率体制有大幅度的调整。第四个前景是外汇储备的总规模减少，意味着要对现有外汇储备形成的方式做调整。
事实上外汇储备的形成，是以一种集中的方式把外汇资金的进入转化为流出。换句话说，要让外汇储备总量减少，就意味着由一种集中的外汇持有和使用的方式调整为外汇资金分散化的持有和使用的方式。
《华夏时报》：从一系列对资本市场“松绑”的迹象来看，您认为相关政策调整的基本走向意味着什么？
贺力平：减少我们的国际收支顺差，实现基本平衡，这是相关政策调整的基本走向。围绕这个最基本的方针，除了进出口贸易政策要做一些调整之外，还要有一些针对资本项的政策要调整。
从过去资本流入的角度看，中国以前曾实行的一些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为目标的优惠政策，正有所减少，代之以国民待遇，中外平等的原则。而从过去资本流出的角度看，以前一直不鼓励资本流出的政策，正在转变为鼓励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或对外进行股权的投资和基金的投资等政策。易纲副行长最近提出今年力争“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管制放松一点”，与前述大的政策精神正好吻合。
民间投资更具多样性
《华夏时报》：放开民间海外投资包括允许使用外储和使用人民币直接在境外投资，对于解决所谓“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的问题，会有怎样的疗效？
贺力平：外储投资是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对外投资，也是以安全性为第一原则的投资，是通过官方的、集中的投资于境外的低风险的货币资产上的投资。很明显，这种投资有一定的有用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中国外储规模目前已经非常大的情况下，存在着考虑其他形式投资的可能性，其中涉及到鼓励企业部门，包括民间的企业部门和民间的金融机构或投资基金，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外汇资金，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在国内外汇市场上购买的，都可以之展开多样化的自我承担风险的投资，其投资对象不再限于低风险的国际金融市场。这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积极进行探讨的课题。
分散化的民间对外投资的形式，与集中的官方的对外投资形式，二者间重要的区别在于：首先，民间投资比官方投资可以更加的多样化；官方的投资相对局限于整个大的金融市场上的一小部分中，以保证低风险，保证流动性，从而难以将那些有较高风险和较高收益的部分，放在重要位置。其次，分散化的民间投资因为是个体化的行为，对整个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影响相对就要小一些。
因为那些大的外储投资有很多限制条件，往往陷入怪圈，正如易纲副行长最近的演讲中所提道的，如果中国用外汇储备在国际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铁矿石、黄金这类商品，其价格会立刻被抬高。但分散化的民间投资，显然就没有这些问题，或者问题就小多了。另外，分散化的民间投资，把社会的智慧，充分地运用起来了。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专长，这许许多多的人才和知识与智慧，可以被集中起来在低风险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操作，这是社会智力资源运用上的极大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外汇储备今后可能继续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逐渐地和不断地鼓励更多的分散化的民间对外投资。
或出现民营投资机构
《华夏时报》：具体操作过程中，您认为有怎样适当的投资途径与监管办法？
贺力平：民间投资的途径，应该是多样化的。观察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其实也非常的多样化。有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海外开设工厂；也有很多的国有企业在境外承包工程合同，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外进行并购，还有少量的投资基金经过审批，允许在境外进行财富投资。今后，将有可能出现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甚至也是民营化的，在国内市场募集或购买外汇投资基金进行境外外汇投资的机构。几年前成立的中国国际投资公司（CIC），其所代表的是一种集中投资类型的外汇投资机构，虽然其可以进行多样化的外汇投资，但其毕竟是非常集中的大规模的在国际金融市场有相当影响力的外汇投资机构。今后，将可能设想不要采取如此集中的投资方式，因为其官办的色彩太重，有其积极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所希望采取的，应是那种官方色彩不很重，又更加分散化的外汇投资方式。
至于监管，这是很基础性的要求。对于外汇投资，应该加强监管。毕竟中国的外汇投资企业还很年轻，实行一定的监管，不仅可以告诉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发放许可证等这类简单初级的监管；还可以告诉企业做什么比较好，做什么风险比较大，针对相对高的风险，应该采取哪些相应的准备措施或风险防范措施等；监管还应发挥的一个作用，即提供领域或行业中风险防范的优秀的经验和智慧交流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管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监管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防止恶性竞争或欺诈行为。由于这些原因，监管一定要跟上，而不应留下漏洞。
《华夏时报》：监管显然是必要的，但过度的监管显然也会造成束缚。您认为民间海外投资仍有哪些束缚需要解脱？
贺力平：我们的确需要树立新的监管理念，即监管既是守门人，也是服务者。监管者作为专业化的工作机构，必须要有职业操守，必须要基于对这个行业的专业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要了解国际规范，而且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及监管途径和办法。监管者应保持与该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国际同行的交流，并不断学习和调整改善，如此，才能不断提高监管的效率。
外储应加速投资境外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民间资本与进一步的金融开放政策二者结合的未来？
贺力平：中国的金融政策应该是逐步走向开放，在金融领域，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正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最能体现对外金融开放、人民币可兑换程度提高的，无外乎两点：第一，外资，包括外国的证券投资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后，其便利的程度会增加；第二，中国国内的企业或金融投资机构到境外进行投资的便利程度也会增加。中国金融市场与境外金融市场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其中涉及到国内的证券市场要开设国际板这类事情。
我认为，目前由于国内储蓄比较多，经常账目的顺差比较多，中国境内企业或机构的对外投资方面的发展速度，应该快于或显著快于外资对中国境内的投资，这应更能体现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特色。如果我们是一个逆差国，显然应该更多地表现为外资进入中国。但我们是一个顺差国，所以，国内的资金应加速投资于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