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智斗美国领事救回外汇(图)

　　古耕虞是我国的爱国实业家，著名的“猪鬃大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请古耕虞负责中国猪鬃公司，并由此创立了国家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抗美援朝期间，古耕虞成功地突破西方的经济封锁，使我国的猪鬃顺利出口，为共和国赢得外汇，换回急需的重要物资。

　　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族资本家，是怎样成为心向共产党的“红色资本家”的呢？

　　古耕虞生于重庆的山货业世家，20岁时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创办的企业“古青记”，主营猪鬃业务。两年后，古耕虞成功“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8年后垄断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被誉为“猪鬃大王”。

　　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经济组组长许涤新的邀请下，周恩来与古耕虞在“特园”相识，开始交往。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民族资本发展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僚资本以抗战为名，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特别是猪鬃。猪鬃在战时是重要的军用物资，油漆军舰、飞机及各种军车，清刷大炮的炮筒等，都离不开它。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猪鬃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古耕虞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占其全部收购量的70%以上。

　　周恩来是了解民族工商业者的苦衷的。一见面，他就亲切地询问“古青记”的经营状况。古耕虞也不隐瞒，一一道来，据实以告。周恩来沉思着认真地倾听，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战时的统购统销”，其实质就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的行为”，“而为了支援抗战，鬃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

　　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下属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但因国际市场只认“古青记”的“虎牌”猪鬃，故仍任其拥有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并任总经理。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古耕虞是不愿介入政治风波的，力图在国共两党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现实中，国民党官僚机构横行，限制其发展，把他“向外推”；而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十分明确，把他“向里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古耕虞是代表之一。在战后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一次讨论会上，古耕虞旗帜鲜明地主张：战后建设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贷款上，而要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

　　当蒋介石看到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中有古耕虞时，在他的名字下批了4个字：“宁缺勿滥”。于是古耕虞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他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

　　抗战胜利后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一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古耕虞在“特园”吃饭。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等人。周恩来问他对时局怎样看。古耕虞表示，他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点点头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古耕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当局依然对猪鬃进行管制。古耕虞与同业结成同盟，要求结束复兴公司对猪鬃的统购统销，准许猪鬃的自由贸易。同时他组织了一批文章和社论在《商务日报》上连续登载，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也刊文加以声援。重庆各猪鬃加工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而此时，英、美等国已明令撤销了对猪鬃的战时法令，各国政府和商界也要求中国恢复自由贸易。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1945年9月至10月间，国民党行政院不得不明令撤销官办的复兴公司，废除统购统销政策。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一次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这次演讲给古耕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战争期间，古耕虞毫不犹豫地同共产党做起了猪鬃生意。

　　天津解放后，海关一度封闭，国际市场的猪鬃价暴涨了50%。济南解放时，有一位叫蒋汉杰的商人（其子为***党员）登门拜访古耕虞，希望他在香港设公司，既可帮助共产党，又可做一笔大生意。古耕虞欣然同意。

　　1948年冬，古耕虞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产党。第3天，许涤新找到古耕虞，商谈经营猪鬃问题。很快，香港的公司成立了。古耕虞先后租了10艘一万吨级的外国轮船，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运到香港，进行国际贸易。

　　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古耕虞先付钱、后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