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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经过三个月连续下降之后,外汇占款重拾升势,1月份新增量为1409亿元。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是与历史数据相比,新增外汇占款仍处于较低水平,外汇占款趋势性下降格局并未发生改变。
所谓外汇占款是指银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一般来讲,外汇资金进入中国后,收到外汇的企业或个人需要将外汇卖给银行(即所谓结汇),而银行的外汇头寸是受管理的,因此银行需要将部分外汇资金再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资金,形成外汇储备,并投放基础货币。因此,外汇占款的增加将增加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
1993年以前,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是再贷款。但是,1994年之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呈现“双顺差”格局,并且,除1998年资本和金融项目为逆差外,其他年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是顺差。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持续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机制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地向银行体系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压力。
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大,积累时间长,有着深刻和复杂原因。这既与产业分工、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而引起的资源禀赋优势有关,也与我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有关。从更深层次看,国际收支顺差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加而引起的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的经济结构性特征。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支持国际收支大规模顺差与外汇占款增长的基本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正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根据资源禀赋优势和国际经验,我国逐步确立了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促进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为重要支撑点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经济发展的外向依赖过高,加大了我国经济的波动性;大量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不仅扭曲了国内资源的配置,而且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中国在稳定出口的同时愈加注重扩大进口,通过进口促进战略来推动贸易结构平衡,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发生变化。近10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逐步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正从上世纪后20年的较快增长到本世纪近10年的增长缓慢,今后10年内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可能下降。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导致储蓄率降低。而从外部经济联系来看,储蓄减去投资等于贸易差额。因此,储蓄率的降低,会导致贸易顺差的下降。此外,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也将下降。
再次,人民币汇率正在趋向均衡。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截止2011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31.35%,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1.16%,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0.34%。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人民币升值预期正逐步减弱。2011年12月,人民币甚至遭遇罕见连续跌停。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正逼近均衡汇率水平。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弱化,可以减少跨境投机资金的流入,进而减少外汇占款规模。
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战略的调整,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和外汇占款增量下降应该是大势所趋。外汇占款的变化,必然带来货币投放格局的改变,进而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
从短期来看,央行需要多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3年以来,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为了对冲由外汇占款增加而产生的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人民银行除了发行央行票据,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来回收流动性外,存款准备金工具被前所未有地使用。2003年9月至2011年12月,人民银行共调整存款准备金率37次,而1984-2003年的近20年间,存款准备金率仅调整6次。未来,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这种以外汇占款为主要货币投放渠道的货币供应格局将发生变化,在新增贷款不能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将导致流动性偏紧局面。因此,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增量趋势性下降给货币供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民银行需要通过多次下调法定准备金率。上周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存在多次下调的可能。
从长期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将从偏重数量型调控向更多运用价格型调控转变,即逐步增强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工具的作用。在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以及利率尚未完全市场条件下,利率工具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制约,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工具来调节流动性。但是,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因此,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下降,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推进,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逐步完善,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作用将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