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侨汇券 外汇券 转折期的绝代双骄
原标题：侨汇券 外汇券 转折期的绝代双骄
上世纪80年代，友谊商店开办超级市场，在广州喝了“头啖汤”。 （请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匮乏时期可买各种紧俏物资惹人羡慕嫉妒恨
丰富年代双券魔力渐渐消失最终被人们遗忘
一转眼，“双十一”又过去了，无数的“败家女”再一次成就了电商的辉煌。作为一个购物不忘工作的“剁手族”成员，我一边往“购物车”里猛塞东西，一边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完全习惯了物质供应极大丰富的年青一代，是否还能体会几十年前父辈一个月“一斤肉票二两油”的凄惶？由此，我联想到了侨汇券和外汇券，这一双兴起于匮乏时期，消亡于丰富年代的特殊票证，宛如一部生动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市场”的伟大力量。
历史转折处的80年代
侨汇券
红糖五花肉 惹人眼红
单车滴滴滴 排队抢购
其实，广州发行侨汇券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很多国家又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国家获取外汇的渠道有限，可为了发展工业，需要外汇的地方又特别多，华侨寄给亲属的外汇也成了值得珍视的资源。
短缺年代
手持侨汇券 不用愁肚饿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广东作为华侨大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侨汇券”，之后各地纷纷跟进。侨眷收到国外或港澳亲人寄来的外汇后，依照官方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同时再领取不同数量的“侨汇券”。我无法找到当时侨汇券发行量的确切数字，但从1953年到1957年广东侨汇收入超过了3.2亿美元这一数据来看，市面流通的侨汇券也不在少数。这些“侨汇券”是侨眷出入华侨商店，购买紧俏商品的通行证。它们在短缺年代的致命吸引力，实非你我这样被淘宝宠坏了的年青一代可以体会。
要想理解侨汇券在匮乏年代的吸引力，就得深入体会没有侨汇券的普通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以前也在报章上读过上一辈关于“票证年代”的零星而感性的回忆，但它们给我的刺激远不如我查到的这一组数据令人吃惊。粮食，居民每月28斤、干部30斤；布票，每人每年最多不过十几尺，胖一点的人做不够一身；瓜子，过年时才有得卖，且每人限购二两；红糖、奶粉、鸡蛋、鲫鱼是特供产妇的营养品，每人不过一两斤，还必须凭婴儿出生证购买。
手里有侨汇券的人就不同了。从1962年开始，全国实行统一的侨汇物资供应办法，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侨眷用侨汇兑换人民币后，每100元可供应粮食80斤，糖5斤，油4斤，猪肉3斤，棉布20尺等。当然，侨汇券只能在华侨商店用，别的地方也不收。1957年12月，广州在中山五路开了第一家华侨商店，1964年又迁至北京路。对比两组数据，不难想象这个特殊的商店多让人羡慕，用作家陆文夫的话来说，那就是要惹得人们“眼睛里渗出血来”。不过，随着“文革”爆发，侨汇券一律取消，华侨商店统统停办，很多在华侨商店出入过的人们也开始遭遇冲击。在法治缺失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祸福相依”这样粗疏的成语解释跌宕的命运。
改革初期
有券才能买到“滴滴滴”
“文革”结束后，侨汇券的命运又出现了转机。1978年8月，北京路华侨商店恢复营业，随后，东山、海珠、沙河、芳村、石牌等地方又有近20家华侨商店开始营业。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侨汇券让持有者更易“吃饱肚子”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华侨商店满足的就是人们对紧俏商品的饥渴欲望了。按照当时的规定，自行车、摩托车、缝纫机、手表、洗衣机、电冰箱等十多种紧俏商品，统一归口由华侨商店经营。说到这些紧俏商品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也有不少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段子，比如“有得食、无得食，最紧要有个‘滴滴滴’（手表）”，再比如，“结婚三件宝，单车、衣车和手表”。
不过，这些紧俏商品折抵侨汇券的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78年，一台上海产缝纫机要用300张侨汇券来换，一辆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也要200张券，而到了1980年，一台沪产缝纫机只要160~180张券了，一辆自行车有150张券也能买上了；1984年以后，自行车的换券标准更降到了50~80张券，缝纫机只要30多张券，进口彩电也只要140多张券了；有点经济学头脑的读者就可以从这些数据里看出门道，随着改革的深入，市面供应渐渐丰富。在华侨商店里施施然采购高档商品的人们，虽然还能吸引艳羡的目光，但至少不会让人“眼红得渗出血来了”，要知道，“眼红到渗血”的人际关系里会潜伏多可怕的仇恨和危机呀。
外汇券
收礼就收外汇券
大件小件全打折
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推进，入境经商、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可那个时候票证制度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总不能要求外国人自带粮票、布票入境吧，再说外汇又是国家十分珍视的资源，于是，与侨汇券并驾齐驱的“特权货币”——外汇券横空出世了。1980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外汇券，面值分别为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和1角。
的士司机为藏券 不惧受罚
按照规定，外国人入境后，将随身携带的外币按照官方汇率兑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券，然后就可以在友谊商店、星级宾馆以及一切具有对外服务功能的场所使用了。花不完的外汇券，在他们出境的时候，还可以按官方牌价兑换成外汇。从理论上来说，外汇券与人民币是等值等价的，但在票证余威仍在，市面难说繁荣的年代，它的购买力可比人民币强大得多。友谊商店里，彩电、收录机、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飞鸽”、“凤凰”和“滴滴滴”更让人心跳加速。这些“俏货”，有外汇券能买到手，换了你，会不会也想尽办法去弄几张？
再说，随着“南风”劲吹，在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星级宾馆、高档餐厅和友谊商店开始对普通市民打开了大门，对外汇券也是“认券不认人”，只要你有券买单就行，售货员才不会管你是不是蓝眼睛高鼻子，再后来，这些高档商店也开始接受人民币了，不过，用人民币买单，价格可就要比外汇券高出两三成。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时人民币与多种外币的“黑市汇率”，就会发现其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你也就不得不感叹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有用的学问。
当时的外汇券走俏到什么程度呢？1985年，有经济学家曾在广州街头做过一番实地考察，他发现在菜市场都能用外汇券交易，从小贩手里买荔枝，相同面值的外汇券可以买多一倍，在一些大排人龙的摊档前，只要买者晃一晃外汇券，简直如有神助。坐出租车不能讨价还价，而且司机按规定必须将外汇券交回公司，如果少于一定比率，就要受罚。结果很多司机宁愿受罚，也要私藏一些外汇券，因为拿到“黑市”上兑换，收益远多过不罚的钱。
这位经济学家的观察，倒跟当时报刊上的报道相映成趣，比如，1982年5月一期《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篇调查报道，作者忧心忡忡地说：“广州人或在广州工作的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弄外汇券，托人办事，喜事送礼，送外汇券是最受欢迎的”，以至于“大量外汇券流入民间，广州几乎家家户户都用外汇券，连卖花生的小贩也收外汇券”，这违反了国家规定，实是咄咄怪事。
外汇券来也汹汹去也悄悄
外汇券在改革开放之初走俏广州，是否咄咄怪事，我们暂且不论。不过，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市场混乱要好过没有市场，让市场有更多的自由，黑市慢慢就会消失。果然，十多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票证在人们的生活里渐次退场，市面供应大大繁荣，外汇券的魔力就消失了，1994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纸通知，外汇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来也汹汹”的“特权货币”，消失的时候却近乎“春梦了无痕”，这不，我为了写这个专题，曾请教过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外贸业内人士，结果人家一脸疑惑地说：“外汇券，多老掉牙的东西，我不清楚。”曾经对外汇券之走俏忧心忡忡的人们，如果听到这么一句话，可能也会感叹市场经济打破特权的力量，要远比一纸禁令大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