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民币国际化：水到还需渠成

四月伊始，G20峰会在英国首都伦敦东部的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在跌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次峰会毫无疑问被公众寄予了更多的厚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设想引起了最多关注。

　　“超主权货币”概念的提出并非中国首创。早在19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但是，在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争论中，这个设想终究未能成为现实。设想的落空，与其说是英国的凯恩斯在论战中败于美国的怀特，不如说是强势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战胜了日渐衰弱的大英帝国。凯恩斯关于“超主权货币”的思想核心在于“去黄金化”和“去美元化”，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保证美元币值的稳定和强化人们的信心，将美元的价值与作为储藏手段的贵金属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之后，美国又通过一系列政策实现与黄金脱钩。可以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是国家综合实力较量的一个结果。

　　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是，新兴的美元取代了老迈的英镑，站上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舞台；而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的是，早在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就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之冠。此后，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英国的综合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美元才得以取而代之。足见，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制于很多因素，它不仅取决于这种货币的价值和吸引力，也是诸多历史条件交错所导向的一个必然结果。

　　21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泡沫越吹越大，其“盛极而衰”的征兆可见一斑。从IT泡沫破裂到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迅速地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无可避免的衰退迫使美国有着更为强烈的刺激经济的冲动，这引发了美元的泛滥。滥发纸币动摇着人们对于美元的信心，但新的替代者的缺位又让人们无法摆脱对于美元的依赖。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拥有着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也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这种背景下，来自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并非如国外众多媒体所评价的那样，是对美元发出的充满火药味的挑战，而是对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的一种合理表达，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正当要求。

　　当然，“超主权货币”的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与“超主权货币”相比，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和节奏是我们更易于把握的。

通常，国际化货币既要能够实现国际贸易结算的功能，也要具备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国内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迅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人们对人民币的信用形成了良好的预期；中国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使人民币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础；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逐步升值的演化过程也增强了人们对其币值的信心。人民币已初步具备了被别国政府所接受的条件。但要成为国际货币，不仅要满足被广泛接受的条件，还需实现完全可兑换，其用途也不能仅限于交易功能，还需具备投资功能，这就要求货币发行国建立起具有足够深度、广度和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以满足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由于后两个要素的不健全，导致人民币在现阶段还不具备成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不妨从一定区域内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着手，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健全，稳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步伐，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创造完备的条件。

　　为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和人民币国际化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志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做深入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09期。(周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