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巴曙松：人民币争论凸显加速内部改革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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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机中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缺陷可以清晰看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和国际化是必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客观上要逐步推进结售汇意愿，同时逐步放松人民币在汇兑和交易环节的不同限制。
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随着中国外贸形式的逐步趋稳以及外汇储备上升速度的再次加快，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重新上升，不少分析报告开始对人民币升值的时间和幅度进行竞猜，其情形十分类似于2005年前后的市场分析格局。不过，从趋势看，不应把当前的市场格局与2005年前后做简单类比。
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降低有其合理性
分析人民币汇率走势，需要把危机时期的汇率波动趋势和宏观经济正常化时期的汇率波动趋势分开，危机时期的汇率趋势往往围绕经济复苏的大主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十分严重、而在金融危机时期外需受到的冲击又十分显著的国家来说，高度重视汇率及其对外需的影响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值得关注的是，汇率的波动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的影响相当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对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中间环节——中国内地的加工贸易企业来说，汇率的波动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对于中国本土的一般贸易企业，汇率的轻微波动却可能直接产生相当大的冲击，乃至可能产生生存的压力，而这些本土企业才是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企业群体之一。
在危机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降低在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带动了亚洲部分国家、特别是一些资源国的经济复苏，所形成的顺差和新增的外汇储备仍在继续增加持有美国国债，又支持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因而对于全球来说是有积极价值的。
当然，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也提出了一些宏观经济的新难题，例如如何应对资产泡沫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汇率波动来赢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抑制可能出现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促进内需扩张等课题。
贸易顺差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难以消除
从政策导向看，实际上中国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例如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恢复浮动以及伴随的一次性升值，试图平衡此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所累积的贸易盈余。但是实际情况却表明，因为全球经济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05年之后还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从更大的背景上可以说，这种贸易顺差的积累更多体现的是全球产业链的转移趋势。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时，都不可能完全靠汇率升值来平衡掉，就如同美国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等状况，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元的贬值来解决一样。汇率的大幅波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反而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形成多方面的冲击。
从当前中国的具体状况看，因为中国特定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以及加工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贸易结构，注定中国必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有贸易的盈余，同时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也必然会吸引外资的流入，这种格局所形成的双顺差是结构性的，很难仅仅依靠汇率升值来解决，而要调节这种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除了一定程度的小幅升值之外，主要应该是依靠中国经济的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
汇率争论凸显加速结构调整迫切性
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讨论再起，与其说体现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压力，还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经济加速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现实迫切性。
首先，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实际上放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中国低估的本土资源价格使得中国的出口优势被放大，同时也使得企业更依靠廉价资源进行出口，增大了对资源的消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是促使汇率更为合理、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非对称的外汇管制措施放大了外汇的供给进而放大了升值的压力。因为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因而内在的是强调增大外汇的供给而抑制外汇的需求，在当前外汇已经相当充裕的今天，这种不对称的外汇管制客观上放大了升值的压力，因此，调整外汇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内部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容，特别是要给企业和居民以及金融机构更大的外汇运用权，避免过分将外汇集中到政府手中而形成运用的更大难度。
与此相伴随的一个新课题是，从危机中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缺陷可以清晰看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和国际化是必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客观上要逐步推进结售汇意愿，同时逐步放松人民币在汇兑和交易环节的不同限制。
第三，从整个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扩大内需、减少过分依赖外需，同时优化利用外资和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降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就必然会面对结构调整。
全球化的新格局和中国的新地位决定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性与以前的汇率争论中的观点格局不同的是，以前更多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强调人民币汇率应当升值，而在此次危机中可以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对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更为敏感。
客观地说，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所支持的国际收支格局，总体上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是有利的，这既包括中国出口中本身就包含了相当比例的外资企业、中国经济的复苏所支持的需求增长对国际市场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对美债的购买也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危机时期，对于人民币汇率及其贸易顺差可能更为敏感，这其中既有误解的成分，也可能蕴含了中国需要加快结构调整、转换增长方式的现实动力。
具体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两头在外”的外需主导型增长方式，在中国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参与国际经济产业转移的区域还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局部地区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可能还有限。但是，这种增长格局实际上是形成于亚洲四小龙等小的经济体的发展路径，这些小的经济体采取这种几乎完全依赖国际市场的增长格局，在客观上因为其经济总量相对较小而大致可行。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此次危机之后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特别是具有标志意义的是中国的GDP会很快超过日本，那么，如果中国继续推行这种来自于小经济体的增长格局，就可能会对全球不少的新兴经济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全球化的新格局以及中国所处的新地位、发展的新阶段来说，转换这种增长格局的现实性显得尤其迫切。